罗斯福图书馆大门
45年4月12日，正当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即将到来之际，身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三巨头之一，曾给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同情、支持与帮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阖然长逝。消息传出，举世哀悼。而与美国有着特殊感情的重庆国民政府，在得知噩耗后更是举行了多种形式的追悼和纪念活动，其中最为重要和永久的纪念就是筹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
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一个月的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为促进世界和平进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中国政府对他关心、支持、帮助中国抗战的感激之情，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提出的“为纪念美故总统罗斯福，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的议案，并决定交有关部门办理。嗣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政府各部门忙于还都南京及东下复员的准备和实施工作，从而使得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未能及时进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及所属各部的复员还都工作基本就绪，中外各界要求速建罗斯福图书馆的呼声日益强烈，受国民政府指令，由教育部牵头，于1946年7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了国内学界名流翁文灏、陈立夫、王世杰、朱家骅、蒋复聪、吴有训等为委员，教育部长朱家骅兼主任委员，综理筹备事宜；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出任过多家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图书馆专家严文郁为秘书，负实际筹备责任。筹备委员会一致认为，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的宗旨是：“①搜集有关罗斯福总统及国际关系之书刊文献，以资参考；②为国家收藏重要典籍，保存中国文化；③收罗近代科学书籍，增进国民知识，便利学术研究。”因此，罗斯福图书馆除负有一般图书馆的任务外，还负有纪念性图书馆的特殊任务。故罗斯福图书馆的图书征集，侧重以下几个方面：①收集一切有关罗斯福总统之记载，俾览者对罗斯福之丰功伟绩，有一概括印象；②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储藏一切关于美国之记载，俾览者增进对美国之了解；③尽量收集中西道德哲学图书，以象征罗斯福之伟大；④凡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记载，尽量收罗，以纪念此伟大战争的胜利；⑤尽量收集有关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方案之图书，以发扬世界之正义与和平；⑥收集国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之应收藏之一切中国重要典籍，供中西人士参考研究。此外，罗斯福图书馆还制定了“非消极地等候读者阅览，乃积极地吸引读者求知，并为解决困难予以便利”的办馆方针。
关于罗斯福图书馆的馆址，有主张设在首都南京者，有主张设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者，有主张设在永为抗战纪念地之陪都重庆者，还有主张设于武汉、西安者，最后经朱家骅请示蒋介石，由蒋决定设在重庆，从而使久悬不决的馆址问题确定了下来。1946年9月5日，国民政府电令教育部：“罗斯福图书馆馆址决设重庆，希由部妥速筹办为要”。10月初，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西迁重庆，假复兴路56号原中央图书馆馆址办公，具体实施罗斯福图书馆的各项筹设工作：一是增设筹备委员，为便利工作计，增加了重庆地方当局党政负责人及文化界人士，使该会的筹委会委员多达22人；二是颁布组织规程，规定该筹委会内设总务、图书两组，并于上海、南京设立办事处，分别办理图书采运及对外联络工作，并配备各方人员(在重庆全部职员为35人)；三是修葺馆址，计有三层楼之大厦一座，职员宿舍四幢，食堂、厨房各一所，书库一幢，可藏书40万册，初步具备了图书馆的各项物质基础；四是开展借阅服务，罗斯福图书馆虽未正式成立，但在筹备期间即已开始对外服务，仅1947年5月至12月，到该馆阅览者即多达176
462人次；五是图书征集与采购，通过接收原中央图书馆捐赠图书(报纸946种、书籍12
083册，大多为抗战时期版本)、接受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办事处移赠的无主图书(共计86 191册，内珍本、善本书多达9
873册)、向各机关团体征求、订购以及与国内外图书馆交换等举措，到1948年4月，该馆共藏有中文图书155 200册，西文图书9
098册；中文期刊297种，西文期刊130种；中文日报65种，西文日报5种。不仅其典藏量在当时全国仅有的5个国立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而且还形成了该馆以收藏抗战版图书、古善本书以及联合国寄存资料为主的馆藏特色，为日后的重庆图书馆成为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图书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