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王市长之所以认为“棒棒”称呼是一种歧视，可能是缘于耳闻目睹惯了市民叫唤“棒棒”时的语调和神态——那种打心眼里歧视的流露，而又非常希望市民们能消除这种不自觉的歧视，“把农民工当作亲兄弟、亲姐妹”，所以才建议改个叫法，让大家在“不习惯”的叫唤中学会克制并消除那种“不自觉”的歧视流露。

    然而，要想改个名字就能让市民从此不再歧视农民工，视之如亲兄弟、亲姐妹，恐怕又是非常不现实的。“棒棒”不过是对在城市边缘生存的农民工谋生方式的一种简单描述，应该说本是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棒棒”只是一个群体的名字，就像每个组织都有名字，每个人都有名字一样。

    名词本是中性的，之所以会逐渐带有感情色彩，那是由其内涵演变决定的。阿斗本是刘备儿子的小名，蜀汉后主也，谈不上有什么歧视之意吧？可是因为其“扶不起”而产生了贬义，如今如果有人呼你为“阿斗”，你肯定会不高兴。再比如，文革的时候，有人称你“富翁”，你可能气得要命——担心马上会被拉出去批斗，现在再有人这么叫你，你嘴上也许仍然搪塞心里却没准非常高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小姐”、“同志”、“专家”等“被毁掉”的名词今昔感情色彩的转变。

    总而言之，就名字而言，不是“人以词容”，而应是“词以人容”。如果“棒棒”背后的那一群人在现实中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提高，即使换上再漂亮好听的名字，也依然会马上成为带有歧视味道的贬义词。相反，如果“棒棒”背后的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歧视色彩不但不会再有，反而还有利于“知名”方言词的保护。工人在解放前是被剥削的对象，解放后工人地位得到了提高，大伙儿不都以争当工人为荣吗？

    根据专家测算，一个农民工平均一年创造的价值为2.5万元，他们平均一年的薪水为8000元，也就是说，他们将1.7万元留给了城市。在高贵者看来，这当然是应该尊重“棒棒”们的理由；可是在歧视者看来，这却是应该歧视“棒棒”的借口——因为他们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却只能赚取微薄的报酬，充其量只是一些供人使唤的廉价劳动力而已。

    如果政府试图改变市民对“棒棒”的歧视，给“棒棒”改名显然是没有用的，而应该从政府自身的工作出发，努力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如果“棒棒”们位居“供人使唤的廉价劳动力”的地位局面得不到改变，一切“消除歧视”的办法都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