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华

    一 二元社会结构说的理论来源与中国的现实

    二元社会结构说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指主要为满足农村自我消费的传统经济部门与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二者并存。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一元结构有可能分化为二元结构。19世纪末以后，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中国社会中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与传统经济-社会并存，形成类似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但是，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条件与刘易斯所说有重大不同。刘易斯的二元论视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极，最终将被现代经济所取代。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转型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刘易斯的理论模型对当代中国则基本不适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其要点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城市居民）与农民（乡村人口）的人为隔离；维护机制包括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城镇粮食供应制度，以及单位制、收容制等等。造成的结果是城乡之间的断裂：城市集中和垄断了大部分工商业，资金、技术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乡村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不平等，等级身份制下乡村居民在就业、教育、迁徙、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权利无保障甚至被剥夺；农民被固着在有限的耕地上，基本保持依靠人力、畜力的落后的劳动方式，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很低；农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有的地方甚至长期停滞。归结起来就是并非中国特有但独具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工业化进程成了强化二元结构的过程：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两种所有制的区别、统购统销等强制"榨取"农业，将资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通过人民公社、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等，将"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留在了农村，需要时"呼之则来"，不需要时"挥之则去"。上述种种，都是既有的二元理论解释不了的。中国的现实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有明显差别：刘易斯模型中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部门敞开，靠市场或价格机制来调节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两者隔离，工业基本由国家直接经营。刘易斯模型中传统部门的制度工资一开始接近于现代部门工人的工资，而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农民跟工人和城市居民生活反差强烈。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维护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现代化的启动需要农业部门做出一定的牺牲或"贡献"，需要"以农业培养工业"或实行发展的"榨取"。然而现代化的实现也需要国家和非农部门反哺农业。城市和工业部门除了需要农业部门提供食品、资金、原料、剩余劳动力，还需要强大的乡村购买力，以形成统一的国际国内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