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田坎、高峰寺两个城郊村，正处于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风口浪尖。这两个隶属于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的村庄，在重庆试验区建设中，最早体验到了“农民变市民”带来的喜悦与焦虑。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眼前是一条“洗脚进城”的通途，但一种全新生活的到来，多少让他们有些顾虑。

    九龙坡区的制度设计———“社会保障换承包地、住宅换宅基地”，意在消除农民的顾虑。与之配套，华岩、白市驿、西彭3个试点镇，加快了土地流转进程，并开始试行城乡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

    制度如何走进现实，需要从改革的直接利益方———农民身上去寻找答案。


　　高峰寺村的变化

    9月4日下午，白市驿镇高峰寺村村委会办公楼大门紧锁，村主任谭富的电话也一直不在服务区。

    “去9社丈量土地了，这个社的田土是‘老亩分’，流转前必须重新丈量。”5日上午11点，谭富一脸歉意。这个男人中等身材，说话干脆利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沓空白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委托书》。

    高峰寺距离白市驿城区不足20分钟车程，是一个仅有1900多人的小村庄。由于处在白市驿花卉苗木产业示范园区和重庆农科院占地核心区，全村3500多亩土地中，1100亩地已经流转出去，还有200多亩正在办理流转手续，其中就包括9社土地。从9月1日起，谭富就开始带人丈量土地。

    “村民一般种水稻等大季作物，忙活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都愿意流转土地。”谭富说，种大季作物，一亩地一年最多挣七八百元，而土地流转之后，一亩地一年的租金就有1350元。

    其实，生活在主城边缘的高峰寺村民，面对高速扩张的城市，早就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园生活。村里50多岁的谭婆婆不明白啥叫统筹城乡，但家里1亩多地的流转还是让她高兴，“年纪大了，种地很吃力，租出去之后，一年能收入1000多元。”

    高峰寺村开始经历一场巨变，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农民，也悄然在变。

    5日上午，花卉园区的公路上，微风拂面，两侧花树点点。64岁的高峰寺村民邓开吉，默默注视着这片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一辆疾驰而来的公交车，打断了邓开吉的沉默，他扔掉手中的烟头，钻进车里。

    车行不到10分钟，在一片崭新的居民小区外停了下来，邓开吉走下车。“这是荷花池小区，我的新家。”邓开吉脸上没有了先前的沉重，露出一脸的笑容。此时，小区门口，几个民工正在修建大门，小区内不时传来新房装修的声音。

    荷花池小区属于优惠统建购房范围，里面住的主要是高峰寺、高田坎两个村流转土地后的农民，其中仅高峰寺村就有700多人。去年10月，邓开吉和老伴搬到了这里，这个农民家庭的生活由此彻底改变。

    邓开吉一家有8亩多田土，其中3亩实现了流转，另外5亩等待流转。3亩土地流转后，他一年有4000多元租金收入。“我不种地了，在小区当管理员，一个月有600元收入，基本够生活。”邓开吉说，现在他和老伴每月水电气费开支80元，其他生活费500元，自己的工资就能对付。

    “年轻人很少种地了，都外出打工了，年纪大的也在等着土地流转。”邓开吉的话里，有一种喜悦的味道。

　　张新国顾虑重重

    土地流转在高峰寺搞得风风火火，距离它不足2公里的高田坎村，村委会主任谢先贵看着有些着急。高田坎比高峰寺更加靠近白市驿城区，但这个村的居民，对土地流转却有着不同看法。

    “种谷子、玉米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种菜的农民比较抵触。”高田坎村主任谢先贵说，借助靠近城区的优势，高田坎很多村民种蔬菜，今年气候适宜，菜价又高，收入不错的农民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村里的“木耳菜大王”张新国，就公开表示不愿意流转土地。

    “土地租金太低了。”这个精明的农民算了一笔账，种木耳菜，一亩地一年能收入1万元，而土地租金一年只有1350元，“10比1的差距，你说我能愿意吗？”与张新国有着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高田坎村有2/3的农民种菜，全村3700亩土地中，有2000多亩是菜地。“土地流转要农民自愿，我们的工作比较难做。”谢先贵说。

    张新国不愿流转土地，主要原因是对土地流转后陌生生活的顾虑。“土地流转之后，尽管变成了市民，但住哪里？房子还不是自己买。”

    目前，白市驿镇解决农民土地流转后的住房问题，仍是沿用征地补偿标准。如果农民住房在土地流转时被占用，根据具体情况，可从优惠统建购房、定向划点安置两种方法中任选一种解决。这两种方法，农民均要承担一部分费用。其中，优惠统建购房的标准是，每人按20平方米优惠购买，每平方米价格为240元，此外每户优惠5平方米。其余超出部分，按照建安造价以每平方米520元购买。也就是说，一个3口之家在土地流转后，要想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至少需要支付3.3万余元。

    “农村山清水秀，空气好，有房子不住，再花钱买房，我接受不了。”张新国觉得，住在农村，吃由自己种的谷子，菜也可以自己种，生活费较低；而住楼房后，每月仅生活费就是不小的开支，“从这点看，我就不愿意放弃土地。”

    在高田坎和高峰寺，农民还有另一个顾虑。“身份转变很简单，问题是，没了土地后我们靠什么生活。”张新国的观点，在村民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从内心里，农民渴望“洗脚进城”。但是，像张新国一样，很多农民除对“住宅换宅基地”一项政策心存顾虑，对“社会保障换承包地”一项也在持观望态度。

    即使是乐观的邓开吉，也表示担心：“我是农民，没有养老保险，谁给我买养老保险？”在他看来，除非农村社保能推动快一点，让他得到实惠，否则对未来缺乏信心。

    目前，全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已达90%以上，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推进起来并不容易。高峰寺、高田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尚未启动。高峰寺村主任谭富说：“这项工作很复杂。”

    农民办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区财政承担84%，镇村社承担8%，个人承担8%。年轻农民，逐年缴纳；而农村男性满60岁、女性满55岁后，要补交15年费用，约合4000元。

    “农民喜欢见效快的东西，如此长期的投入，很多农民难以接受。”谭富说，与此同时，并不强大的村集体经济，也难以支撑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目前，高峰寺村年集体收入约8万元，且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这点钱，还不够给一个社的农民办理养老保险。”

　　白市驿谋求突破

    白市驿镇的打算是，土地流转之后，推动“农民变市民”。为此，该镇制定了一个目标：在花卉园区、海龙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九里农副产品加工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方面，推动土地流转近万亩。而今年，重点推动高峰寺、高田坎、清河3个村约2000余名农民变成市民。

    但是，对于现实情况，白市驿镇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副主任梅祖武承认：“农民的主动参与意识不强，政府主导、农民等靠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顺利推进土地流转，完善了社保制度后，农民变市民也不会如想象般简单。”高田坎村主任谢先贵一直在思索：“政府放松了城乡户籍界限，为什么村里没人主动提出转变身份？”

    前不久，九龙坡区在华岩、白市驿、西彭3个镇试行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凡拥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又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权，就可申报城镇居民户口，并在子女就学、就业扶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活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但政策出台后，应者寥寥。

    在高田坎、高峰寺两个村，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对农民变市民感兴趣的，都是老年人或生活困难的人。谢先贵和谭富两位村官均表示：“来村委会咨询的年轻人，并不多见。”

    村民张新国的一席话，让谢先贵有所感触。“老年人变市民能拿养老保险，生活更有保障，而我变成市民后，生活却会下降。”张新国说，自己种3亩木耳菜，农闲时再打点工，一年有3万多元收入。而变成市民后，他缺少一技之长，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拿养老金不够年龄，吃低保一个月才几百块。他说：“变成市民后，长远发展问题怎么解决，我很担心。”

    “农民就业难，是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梅祖武介绍，白市驿镇已出台政策，准备每年培训600人次的农民，且推荐就业率不低于80%。同时，白市驿还提出5年内城市规模扩大到6平方公里，并大力培育商贸旅游、新型工业和都市农业，提升对农民的就业吸纳能力。

    尽管白市驿镇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但谭富仍认为：“要消除农民的顾虑，就必须有示范效应。”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农民心存顾虑在所难免，对变成市民后的发展问题也很担心。政府应针对农民的现实心态，制定更加细致周到的政策，并引导一些条件好的农民率先转变身份，起到示范作用，“有了示范，农民便会少一点顾虑，少一些观望。”

    “对农民来说，土地有社会保障的作用，只有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替代土地，并为他们展示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才能激发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顺利向市民转变。”梅祖武说，但实现这个目标，尚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