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一个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群体。

    然而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镇级财政靠转移支付，村级组织收入只能依赖于集体经济的收入。面对日益萎缩的收入来源，村级组织的运转如何维持？

    “统筹城乡应该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使其成为统筹城乡的带动力量。”专家如是说。

    在取消农业税后的中国农村，如何调动村官的积极性，使其承担起统筹城乡发展中“领军者”的重任，成为现实的课题。

    一个村支书的收入账

    见到梁平县屏锦镇万年村支书王世村的时候，他正在镇上的化肥厂帮工，每天可以赚25块钱。

    屏锦镇化肥厂距王世村家只有几百米距离，一旦没有农活，他就到化肥厂打小工以补贴家用。在他家临街的门面还摆着一个小烟摊，时不时有村民来买烟。

    1977年，王世村就是万年村的生产队长了，当时的工资一年有四十几块钱。1987年开始当村干部，1997年至今，干了10年的村支部书记。

    “80%的时间花在村里的工作上。”王世村说，2006年万年村被划为全市新农村100个示范村后，就更忙了。

    根据屏锦镇的规定，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每年定额工资为3600元；文书和计划生育专干3400元，如果这两个职务由两人担任，则每人1700元。大点的村民小组组长每年750元，小点的每年400多元。

    除了定额工资，每年屏锦镇还组织对村干部工作进行考核，但是“考核好了发点奖金，不好还要倒扣”。

　　村级组织的困境

    自取消农业税后，在日渐“轻徭薄赋”的中国农村，面对着日渐萎缩的收入来源，村级组织在运转费用上可谓是“左腾右挪”。

    王世村称自己的工作是“背着干粮闹革命”，由于万年村没有村办企业，因而开支少得很，甚至连办公用品都要自己买，除了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工资）之外，村里的工作经费镇上一分都没有给。

    屏锦镇和睦村支书颜高玖介绍，自己的家也是办公室，按照规定，村里的办公经费不低于4500元每年，但是从来没有兑现过。

    这不仅是和睦村的问题，目前全国的村级基层组织同样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如果让国家财政来解决村级组织运转经费问题，那么全国37100个乡镇政区，按照平均每个镇20个村来计算，即使一个村一年增加办公经费1000元，每年将会多出7个多亿的财政支出。

    对重庆而言，全市一共9979个村委会、1992个居委会，每年一个村级组织增加办公经费1000元，财政支出将增加一千余万元。

    贫困地区是没有经费，如果说富裕地区可以不在乎这点钱，尚可自筹一部分，那么谁又愿意贴钱来当村官呢？相对来说，有集体企业的村比较富裕，在梁平县梁山镇八角村有3个村办实体，分别为村酒厂、幼儿园和一个农家乐，全部承包给了个人经营，每年八角村可以收回2万元左右的集体收入。

    虽然如此，村支书胡功喜依然认为“不够”，因为扣除办公费用后，村里基本不剩什么钱。并且村里要召开村民大会，还必须给村民发误工费5元到10元不等，每年开会就要发五六千元的误工费，否则基本聚集不齐人。

    镇财政的难处

    “镇里的财政一样困难。”屏锦镇党委张副书记对记者说，自从全免农业税后，镇级财政就靠县级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如果说一些工商业发达的乡镇财政状况还不错的话，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财政也比较困难。

    张副书记介绍，屏锦镇财政收入共有900余万元，但是财政供养人口也不少，仅教师就有100多人。而镇上给予的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干部的误工都不够，更不用说工作经费。

    “按照发展的趋势，对镇村来说，本来就要弱化。”垫江县太平镇党委书记周伟说，但是这样“权力上移，办事下推”，造成的结果就是无人干事，没有动力干事，无法干事。

    “企业家还好，只要自己赚钱就好了。我们就不行，一边还要考虑公共服务水平，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要挣财政收入。”周伟说，镇财政都干了什么？为农民解决突发性事件要钱，“生猪‘蓝耳病’来了，没有钱能遏制吗？对这些公共突发事件，都需要镇财政先行处理。”另外办公经费、各单位运转之类都需要镇财政支付。

    下届村官谁来当？

    “从统筹城乡试验区，我们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王世村说。周伟也认为，村级组织应该在统筹城乡中发挥更大的“领头”作用。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目前的农村，村官“断代”现象严重。

    “我们这点收入，人家在外面一个月就挣了。”王世村说，现在农村干部，年轻人根本不愿干，有这闲工夫，都出去赚钱去了。

    颜高玖因为自己已经60出头，想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年轻人，他曾找过几个村里的年轻人谈过。但苦于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致富心切，并不理解他的一番“苦心”，不是推脱“干不来”，就是认为“没前途”。

    王世村和颜高玖都当了近30年的村干部，胡功喜也当了十几年的村支书，桂花村的阳景才在1982年就已经是当地的生产队长。

    数十年的工作，使他们在当地积累了相当的威信，对于自己的工作，王世村还是很自豪：“能干这么多年，还是靠村民的信任。”他认为，“要当村官，还是要受正统的党的教育，乱来不行。一般的人还‘整不转’。”

    但是王世村自感年近六十，对现在的很多“新东西”知之甚少。比如家禽养殖，可以引进机器孵化装置，他还是在听了一个打工者回来说了之后才知道。

    一个村级NGO的样本

    与王世村等人不一样，在垫江县太平镇桂花村，还有一个自封的“村官”叫廖治银。

    桂花村地处县城南边，该村一社地处大山脚下，由于一次滑坡事故，桂花村在垫江县政府的支持下，将一社的30余户农户统一规划了新的宅基地，修建了“桂花新村”。

    由于是统一设计，桂花新村的房屋为两户一栋三层小楼，街道整齐，自桂花一社迁来之后，附近不少村民非常艳羡，于是不仅本村的，包括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也在这里修建了房屋，搬迁而来，久而久之，桂花新村聚居了来自3个行政村的一共70户人家。

    “虽然其他村的人搬来这里住了，但是户口还留在其本村。”桂花村支书阳景才介绍，这样一来，桂花村的村委会还管不到这些外村迁来的住户。“时间一长，家长里短的矛盾怎么办？”这件事曾让阳景才犯难。

    但是去年以来，这件事解决了。村民廖治银牵头向太平镇申请成立了“桂花新村志愿者协会”，专门协调桂花新村的社会事务，成了一个村级NGO（非政府、非牟利性组织）的首创者。

    廖治银自任会长，并招募了6名志愿者，志愿者中有退休干部、妇女代表、抗美援朝退伍军人等，并成立了公益事业服务站、民事调解服务站、医疗卫生服务站等6个服务机构。

    “民事纠纷有人管了，公共设施有人管了，还有那些家长里短也有人协调了。”廖治银说，他未来的梦想是，协会不仅可以管管村民自治的事，还可以发展到参与土地流转、招商引资。

    说起为什么要自封“村官”，廖治银说：“自己还是愿意为自己生活的村子做点事情。”

　　梁平试点为村官投保

    在土地流转方面颇有心得的村官胡功喜说，要当一个村官，必须要有“大局意识”，自己做了那么多年村支书，在梁平率先搞土地流转，都是村委几个干部敢“拿主意”。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中，村级基层组织将承担着‘领头人’的历史使命。”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说。在重庆的统筹城乡试验中，需要强化村级组织，使其能担负起统筹城乡领军者的重任。

    为了调动“村官”的积极性，梁平县委组织部统一组织了该县村干部购买养老保险。

    这种养老保险需要一次性交纳5000元。其中，组织部为每位村官出资2000元，镇财政补贴1500元，村干部自己出1500元。

    但享受这项待遇的只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文书3人，并且一个限制条件是，在这3个村官任上连续任职3年。

    此项养老保险，村官可以从60岁开始领取，每月36.1元，直到去世。包领10年，10年内去世的，由村干部子女领足10年。

    如果任职3年后，村官连任的，则可以再次购买这个保险，缴款方式与第一次相同，到他60岁的时候，就可以领取72.2元。再次连任则依此类推。

    事实上，南街村、华西村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有力的村委会，一群有能力的带头人，或许决定着一个村子的前途命运。

    自封“村官”廖治银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了村民积极参与自治的愿望。与廖治银同样的热情，也表现在正式“村官”王世村等人的身上，在微薄的报酬下，他们坚持工作几十年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但是，如何将他们的热情传递到下一代，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经费，更重要的是一个村级组织如何运转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