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以来，万州区对涉及城乡统筹的13个课题进行了大规模调研。人们发现，在土地流转方面，与成都等平原地区以及主城周边相比，在人多地少、自然条件较恶劣的渝东北山区，将要面对的变数多得多。

    “助农托耕”，是万州区基层乡镇在实践中探索的一种新的土地流转模式。尽管乡镇干部坦言“只有六七成的成功可能”，但这样的探索无疑为渝东北地区的城乡统筹提供了可兹借鉴的思路。对于该模式面临的困难，有关方面正积极应对。

    风波

    “如果不出意外，我们的营业执照下周就能拿到。”9月8日，当万州区分水镇稼穗米业公司总经理谭黎明把这一消息告诉记者时，语气中显露出平静。

    执照是为分水镇大兴村“助农托耕”专业合作社办的，在这个由10人参股组建的合作社中，有两个名额的稼穗米业是其中的小股东。按照规划，合作社以“全托”和“半托”的运作模式，承包大兴村全部7000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经营。

    如今，这一土地流转模式已得到分水镇政府的肯定，并决定一旦试点成功，将在分水全面推广。对此，谭黎明感到并不轻松，他坦言“（这种模式）有六七成的成功可能”。

    去年秋后，万州分水镇偏远的大兴村气氛紧张。

    “政策要变啦，国家很快就收回土地”———类似的传言在这个刚刚经历百年大旱的村子里传开。那几天，村干部谭崇艾的手机几乎成了热线。谭发现，这些传言是在村民得知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组建农村经济合作社，集中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后传开的。“显然，这是村民误读了政策。”

    其实，早在风波来临前，谭崇艾就一直在琢磨组建合作社的事。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风波中，最关心土地的却是那些长年在外面打工的村民。“有时候，他们一天就要打几道电话来问，还闹着要回来，直到证实这是传言后，才安下心。”谭说，他们很多年没和土地打交道了，家里的耕地撂荒，长出的杂草连人都钻不进去。

    仔细揣摩这场风波，被村民看作“很会来事”的谭崇艾感觉到，在这些撂荒多年的土地下面埋藏着一直被忽略的价值。风波平息后，在谭崇艾的鼓动下，大兴村加快组建专业合作社的步伐，目标是把村里撂荒的近2000亩耕地集中租用，规模化经营。

    谭崇艾的想法，与主动上山联系的稼穗米业老总谭黎明不谋而合。一直在为寻找稳定的粮源而苦恼的谭黎明也在打大兴村的主意，“那里远离工厂，没有污染，而且土壤、气候都适合出产优质稻谷。”

    几经撮合，今年5月，由谭崇艾等3名村干部，莫定华等4名化肥农药经营户，1名村民代表以及稼穗米业的两名代表共10人，以每人5000元作股金成立起“助农托耕”合作社。此时，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租用荒地，而是把全村7000亩耕地规模化经营。

    分歧

    但到底按照哪种模式运作，合作社内部一开始就出现分歧。

    曾经到成都、湖北考察过土地流转经验的谭黎明力主采取“全托”的方式进行。即村民把耕地以委托的方式交给合作社经营，并按面积和比例返还托耕户粮食，其粮食可以存放在合作社，也可以作价卖给合作社。这样的好处是，既能保证双方的权益，同时，村民还可以进城务工挣钱。

    但谭崇艾并不看好“全托”，原因一则稻谷的利润太低，而且粮价的波动，以及天灾，都可能让合作社“输不起”；二是不可能让所有的村民接受“全托”。走访村民中，谭崇艾发现，尤其在经历去年的青蒿事件后，村民对于出租委托耕地的事格外谨慎。

    谭崇艾清楚，像大兴这样的山区，由于历史原因，每户农家的承包地并非连片，而是像碎片一样，分散在坡地上。有的一家三亩耕地，往往被拆成二三十块巴掌大地盘分散耕作，因此，只要有少数拒绝“委托”，整个规模化成片经营就会泡汤。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在临近的甘宁镇永胜村5社，正是由于一名村民的2分承包地不愿出租，最后只有多数服从少数，业主放弃租赁。

    于是，谭崇艾更看好“半托”，也就是土地仍由农户耕种，而合作社以低于市场价格，统一提供种子、农药、化肥、技术等服务，然后以高于市场10%左右的价格统一向农户收购，并交给稼穗米业。这样既可保证质量，又可有效解决销路问题，最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讨论的结果，合作社决定采取“全托”、“半托”并行的方式，而全托主要接受荒地。

    账本一

    事实上，对照分水镇倡导的“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流转模式就不难发现，大兴村这种托耕模式更像是在原先“定单农业”基础上的改良———毕竟，它还没达到通过流转，让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城镇发展的目的。

    而谭崇艾也告诉记者，在走访中，真正能吸引村民的还是“半托”方式。

    是什么让村民最终还是选择了土地？大兴村村民文启仁坦言，如果去年的干旱以及低到两块多钱1斤的毛猪价格持续下去，相信会有更多村民会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但今年，他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文的儿子在浙江打工，每月的收入大约在1500元左右，一年下来，除去费用大约能挣到8000元左右。而文在家除了种3亩地外，还喂猪和牛，以及其他副业。由于今年毛猪价格从去年的2元多飙升到7元多，光卖出一头猪，就比去年要多收1000多元的现金。到明年，文家喂养的耕牛也可卖出，每头耕牛就能卖到3000多元，再加上粮食、蔬菜等，一年下来的收入应该在5000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在外面打工的儿子每年找的钱肯定要比老文多一些，但老文却认为，账不能简单地看现金收入，“在外面打工，总感到不踏实，没依靠。所以出门打工挣到钱后，多数都是寄回来，真正留在城里买房的，并不多。”

    老文说，在分水，很多人家至今仍然保持着存粮的习惯，几百上千斤的窖着，哪怕被耗子啃过都舍不得丢。村民都明白，这些存粮就是他们遭灾后救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他们来说，土地的意义也同样如此。

    账本二

    “采用半托的方式既是无奈，也很现实。”谭黎明坦言，这次和大兴村合作，让他发现，在万州这样以山地为主的地区，很难复制平原地区较为成熟的土地流转模式。这，也是他同意接受“全托”与“半托”相结合的折中方案的原因。

    其中原因，除了农民对外来业主的信任度不高外，谭称，作为“大户”所面临的投资风险要比平原地区高得多。

    首先是种植的成本风险，以1斤粮食为例，在湖北这样的江汉平原，其成本价大约3角5分左右，而在万州，则为5角4分，以每亩产800斤粮食计算，在万州，仅成本一项就要多投入152元，按照大兴村7000亩耕地计算，高出的成本就超过百万元。显然，土地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平原。

    其次就是水利设施、道路条件的投入风险。谭黎明告诉记者，在分水的一些超过500米以上的乡村，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至今还得靠天吃饭，人工挑水。在和大兴村合作的同时，谭还找过其他村，有村子就提出解决水利设施的要求，测算下来，这笔费用就要500万元。而道路条件，同样也糟糕。去年，为收粮食方便，他出资1万元整修一条乡村机耕道，结果只是把路面上的大坑填好，仅供车辆勉强通过。

    而即便有资金修路建水渠，工程也必然会或多或少减少耕地，在目前缺少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一旦承包期满，这部分减少的耕地会不会引发农民的索赔，也是未知数。

    于是，谭黎明反倒认为，准备搞的“托耕”也许是一个稳妥的做法，有合作社带头，农民有了信任感，而参股合作社，米业公司即有稳定的粮源，投资的风险也较低，“只有让农民在合作中尝到甜头，他才会跟你往前走。”

　　减法与加法

    其实，对于谭崇艾、谭黎明以及“助农托耕”模式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引起万州区农业局等部门的关注。区农经站站长李白亚告诉记者，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大兴村以专业合作社来引导“托耕”的方向符合区里土地流转的发展思路，不过由于采取“半托”的形式，权责的划分还不明细，今后一旦农产品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农户与龙头公司之间不排除会出现相互抬价或者压价的情况。

    据了解，到今年6月30日，万州全区农村流转承包耕地133602.5亩，占承包耕地面积16.08%。李白亚认为，造成目前土地流转不活跃的原因，包括法律规定不具体，以及业主怕政策不稳，怕开发出效益农民得“红眼病”，农民怕流出的土地收益无法保障，怕退回耕地时无法复耕。此外，渝东北山区种植业过低的比较收益，也阻碍资金的流入。为此，今年7月，国家相关部门来万州调研期间，万州就提出建议，希望能在不改土地的农业用途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土地的农业用途范围，比如将农作物种植、禽畜养殖、水产养殖等用地均可视为农业用途等等。

    “这解决的还只是土地的经济收益部分。”万州区计委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在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的万州乃至渝东北地区，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通过土地流转来减少农业人口，让更多的农民到收益更高的城市发展，是重要的手段。

    做“减法”的同时，更要做好“加”法。他说，土地赋予农民的除了经济收益外，还应该有“最后一道防线”的生活保障功能，即农民在离开土地后，其生活保障应该转交给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负责，这样才能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而这就意味着，每减少一个农业人口的同时，就会相应增加产业问题，就业、城市配套设施、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这些环节有一个做得不够，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后仍将陷入极大的困难。

    “而这正是万州此次拟定13个涉及城乡统筹课题同时展开的意义所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