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筹城乡的发展路径，全市上下在探索中已提出很多有效的点子，例如转移人口发展劳务经济、城市直接反哺、对口支援农村等。

    但在农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依然矛盾重重。土地资源并不占优的黔江区，以推进生猪养殖大户的培育，开启了一条通过发展农村产业，实现农村经济发展自我“造血”的新路径。

    经过数月实践，尽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艰难，但黔江的探索，无疑为渝东南的统筹城乡提供了一面镜子。

　　汪文九的养猪贷款

    8月27日，黔江区太极乡信用社门口，汪文九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5时，他上午9时趁着赶乡场的时间就来到乡里，手里一直攥着3000元现金，手心已出了汗。

    汪文九是太极乡的一个普通农民，他此行的目的是到信用社贷款，用来修猪圈养猪。由于信用社领导不在，一般工作人员又作不了主，又等了1个小时后，他不得不空手返回了家。

    但信用社告诉汪文九，将会和乡政府一起研究他家的贷款问题。

    生猪加工是黔江区为统筹城乡而确定加快发展的产业。今年3月，中国最大的畜加工企业江苏雨润集团在黔江落户，带来了发展生猪产业的机会。区委区政府通过谋划，拟在全区30个乡镇和街道培育10000个养猪大户。考虑到农民资金有限，区里出台了贴息贷款政策。

    汪文九还清晰地记得，今年7月底，乡政府召集每家每户到乡里开会，宣布：只要修了猪圈，有5头母猪，能年出栏100头，就可以无息贷款2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按照今年的物价计算，除去成本，养一头猪至少可以获得250元的纯收入，一年养50头，有1万多元的收入。”汪文九称，当时会议室被挤得满满的，大家都听得热血沸腾。

    会后，农民纷纷回家筹划着修猪圈买母猪。不过贷款却遇到一些小麻烦，汪文九的一户邻居将猪圈修好后就再没有资金投入，没钱买5头母猪，就无法满足贴息贷款条件，所以养猪的工作就再没进展。

    汪文九家则和大多数农户一样，连修猪圈的钱也无法筹到。于是，汪文九只好多次跑信用社，想碰碰运气。但由于之前还有13000元的贷款没有还上，加上也没有修好猪圈买好母猪，所以贷款请求被拒绝了。

    汪文九很无奈，其实他家多年前家景也还不错，但是从1999年开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先后上大学，所有积蓄都花得精光。“农民就是难啊，只要得了大病或有子女上大学，那就很恼火了……”

    汪文九家的欠款，其中10000元就是借给孩子读书的，孩子毕业后又没有找到好工作，就一直没有还上。去年，汪文九的小儿子开车出了车祸，无奈之下又借了3000元钱。自此，整个家境更雪上加霜了。

    但是一想到只要养得起猪，效益是实实在在的，汪文九还是不死心。于是，他找亲戚邻里筹了3000元，准备还了银行一部分后，再贷款养猪。

    信用社的钱为何没有贷出来？黔江发改委工业科科长杨生称，推进农业产业化，任何地方都难免会遇到融资难题，黔江正在积极开展探索，“所有问题不可能一时解决，政府下一步还会进一步和银行磋商。”

    产业发展的隐忧

    在黔江，土地条件并不好，三沟两岔的，一家一户还很分散，“七山一水两分地”是当地流行的俗语。如背靠太极乡的金溪镇，幅员面积84平方公里，耕地只有17235亩，其中坡度在25度以上的超过1/3，不少还在45度以上。

    这样的环境下，要实现土地集中流转规模经营异常困难，大力发展生猪产业推进统筹城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根据黔江区的一个内部文件，全部30个乡镇街道都有养猪指标，如今年内，太极乡必须培育400个养猪大户，出栏2.4万头肉猪。

    但时至今日，由于政府的贷款工作仍在推进，太极乡的这个目标还远没有完成。

    按照政府的要求，要成为养猪大户获得贷款，先前投入至少要花上10000元，但有这么多闲钱的农民很少，所以对养猪大户的培育工作并不理想。“政府正在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研究措施，以推进工作的开展。”杨生表示。

    在黔江区发改委最新编制的《黔江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工作方案（初稿）》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促进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被认为是破解城乡差距最重要的路径。除了屠宰加工产业链，珍珠兰茶叶深加工等其他项目也在其中。

    但目前，和渝东南“一翼”的其他县一样，黔江由于交通和历史原因，基本上没有形成相关的产业链，也谈不上有叫得响的企业。

    “要搞产业，我们既缺龙头企业又缺人才。”黔江区政府相关人士称，要是政府不通过发展产业，把农村经济盘活起来，统筹城乡不管搞什么都是一句空话。

    该人士认为，按照目前的做法，一味强调劳务输出和转移，那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还会带来很多后遗症。如在黔江一些地方，人出去后，大量的土地出现了撂荒，有的村干部也辞职出去打工了。

    农村出现人才空心化，给发展产业埋下了隐患。

    另外，在黔江，有序的劳务输出也正在积极探索中。金溪镇党政办主任田景祥举了一个例子，今年8月份，政府组织当地农民到新疆采棉，金溪镇原本分到80人的名额，但政府说破口动员，最后也只有4个人愿意出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溪镇常年在新疆采棉的又不下300人，农民为什么不愿在政府的组织下出去？该镇平溪村的不少农民称不划算：如果政府组织去的，采一斤棉花只有0.85元，而自己出去的则可以达到1.3元/斤。

    “农民喜欢吹糠见米的做法，让我们办事情很有些无奈。”黔江区农办综合办主任冉茂红称，拿新疆采棉来说，农民就忽视政府为他们购买的保险，以及相关的权益保障。“但不可否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先前，政府也曾帮助农民引进过不少产业，但是有一部分没有搞起来。”

    比如，个别来了的企业利用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把种苗卖给农民，等到农民已经种下并快要到收获的时候，就偷偷地跑人。冉茂红直言，这样的例子已发生过好几次。

    也有不少农民自发搞规模化农业产业的，但成功的极少。在沙坝乡，几年前曾引进过一种经济作物，但由于缺乏对市场的了解和培植技术，农民无法收益，于是，去年开始，当地农民又开始另起炉灶栽种起枇杷。

　　消除“短视”行为

    事实上，农民的“短视”也让他们错过了不少机会。

    沿汪文九家下坡不到500米的地方，就是金溪镇长春村有名的猕猴桃产业基地，这也是黔江目前能拿得出手的仅有的几个农业产业基地之一。该基地由一家名为红阳猕猴桃的公司负责开发，采用的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目前，如果不出现天灾人祸，每亩地种植猕猴桃的收益要超过3500元，遇到气候好的年份，最高能够达到7000元。如果像汪文九家一样，现在还种传统的玉米，每亩地收益不到1000元。

    “这个猕猴桃基地已经形成，但过程却异常辛酸。”据红阳公司的老板侯志鹏称，猕猴桃产业是黔江2001年从四川广元市引进的，当年经专家考察后，一致认为适合金溪镇的土壤气候条件。

    但就在这一年，由于先前吃了不少亏，加上缺乏对市场的了解，长春村的农民下意识就犯起难：还会不会上当？于是迟迟不敢将土地改种猕猴桃。直到村委会挨家游说，才慢慢有一些农民和红阳公司签订种植协议。

    有了土地，到2002年，红阳猕猴桃开发公司正式注册组建，并首批在长春村试种250亩，在望岭村租农民田地400亩。可侯志鹏万万没想到，由于猕猴桃挂果回报期要3到5年，一些等不及的农民开始信心动摇，种下不到半年就单方面撕毁15年租用期的协议，清除地里已初长成型的猕猴桃苗。

    2003年，还是因为迟迟看不到收益，有村民甚至不允许红阳猕猴桃开发公司的基地牌朝向自家，认为这样很晦气。“仅是安置一个产业基地牌，我们就动了不下10次。”据侯志鹏回忆。

    而在此期间，包括汪文九一家在内，半数村民都在观望中“看热闹”。直到2004年，第一批猕猴桃挂果，坚持下来的农民都有了收获，长春村5组谢洪林种植一亩地，第一年的纯收入就超过3000元。

    消息一传开，不少农民纷纷主动找上红阳公司，要求购苗种植。不过，苗子一种下，红阳公司却遭了殃：一些农民为了私利，把红阳公司当成竞争对手，发生了晚上偷偷砍掉基地猕猴桃苗的事情。

    “头痛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据一知情人士称，2005年，另外一家同样从事农业产业化的公司，也到金溪镇种植猕猴桃，使得金溪镇农业产业发展出现混乱局面，农民则又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直到去年，种植红阳公司的品种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政府才又认可，并按照“产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大户集中”的要求，对金溪镇猕猴桃种植进行规划整理，并确定让红阳公司牵头，打造金溪河流域百里猕猴桃产业带。

    “各种利益交织其中，在农村要发展一个产业是如此的难。”冉茂红认为，金溪镇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历程，在农村并非一个特例，如果遭遇的哪一个环节没有撑过来，再好的项目也夭折了。

    如何正视和消除农民的“短视”心态，这是每个地方在发展农村产业化的过程中，都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市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尚未为农民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风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