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城市化运动通过征地、撤村建居、整体迁居等方式进行的大规模身份变革（“农转非”）并未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激化了农民与政府的对立程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所谓统筹城乡，应当是运用价值趋同与制度变迁理论，通过政策性、法治化调整使城乡获得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藉此消灭传统城乡差别，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资源产品市场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新模式。

    所谓乡村治理，系指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与其他公共事务的系统解决或处理过程或路径，以及各主体之间由此而形成的行为范式与制度规则。

    城乡统筹的价值目标

    上述界定有赖于如下假设：数十年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发展不同步，甚至导致地域、政策、福利、机遇等诸方面的城乡区隔，违背了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标准，已经开始诱发大面积、多层次的社会矛盾。

    统筹城乡价值目标实则是以城市发展为参照，赋予农民以平等的法律权利与自由抉择空间，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化解现有社会矛盾，促进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

    基于乡村社会治理演化轨迹，恪守旧例陈规已不切实际，国家设立城乡统筹区域化实验区的目的无非是寻求新的城乡管理模式，藉此探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路径。

    但在确立具体目标体系时，必须明确一个前提：统筹城乡并不意味着以城市价值立场替代乡村价值立场，更不是以城市消灭农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存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实然样态，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发达与否的表征。有鉴于此，统筹城乡价值抉择必须确立如下价值立场。

    一体化重在权利平等

    城乡一体化置重于抽象法律权利（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与实体化利益方面（平等享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及各项社会保障供给与服务）的城乡对等，但绝非简单的城乡体制一一对应，更不能将城市治理方式全盘植入乡村社会，否则会产生所谓统筹城乡实则表现为以城市改造农村的错误认识，不仅增大城市化风险，也增加乡村治理成本。

    基于上述诉求，统筹城乡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必须确立如下价值假设：农民是理性的决策者、行动者，不应以城市治理模式与标准强制“改良”、“异化”乡村社会应有治理模式与价值选择。

    从实证层面考察，近年来的城市化运动通过征地、撤村建居、整体迁居等方式进行的大规模身份变革（“农转非”）并未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激化了农民与政府的对立程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其一，强制采取城市治理标准改变农民生存状态与价值选择，导致农民原有生存场景陌生化，产生拒斥感；其二，通过城市化运动侵蚀农民权益，导致农民缺乏安全感，以至于出现“坚守”格局，在征地补偿、安置等方面与政府对抗。

    市场化手段配置资源

    所谓市场化，系指城乡相关资源应通过市场加以配置，通过价格杠杆调整供求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资源利益的合理化分配。

    市场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于统筹城乡模式下仅限于具有可交易性产品或资源之市场化，对于涉及国家基本国策与国计民生之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因法律或政策限制，则不应该自由进入流通领域。否则，势必导致农村居民对相关资源的垄断，所谓的乡村治理可能会演化为城乡利益的新一轮尖锐对立。

    民主化程序保障自治

    所谓民主化，系指乡村治理过程中，凡涉及乡村公共事务、公共福利，除法律或政策有特殊规定外，应充分尊重乡村自治组织及村民的自主意志，采用法治化、民主化程序建立系统、高效、自洽的乡村治理结构。

    数千年中国的社会变革，除通过极端的暴力革命等突变方式实现社会结构转换外，世俗公共权力始终是最积极的推进力量而过多忽略甚至违背农民意愿。

    已逝的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张光直先生认为，传统中国，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还是国家的形成，政治性措施是最主要的动力，技术、贸易等因素作用有限。

    而传统农民文化之所以具有保守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村技术水平低下、居住方式稳定、人际网络熟悉、治理成本低廉，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基于法律与经济的双重压迫导致了农民对经济与国家文化的参与力度减弱，从而丧失了民主参与与决策的能力与机会。

    系统化要求科学统筹

    所谓系统化，系指统筹城乡是一项社会性系统工程，绝非几项政令颁行或措施实施即能完成，必须坚持科学论证、严密设计、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态度，防止“政绩工程”、“献礼工程”、“明星工程”。

    以乡村治理而论，其所需解决的问题既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显性公共事务问题与社会保障问题，更包含农民社会角色认知、城乡文化区别以及农民行动意愿、行动类型等隐性理论问题与实务问题。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重庆市统筹办法律顾问团成员。本文为作者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