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收看由时代信报和新华网重庆频道联合主办的“对话名家”栏目，我是时代信报的记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大家》杂志社的副主编韩旭。韩旭老师你好。

　　韩旭：你好。

　　主持人：提到《大家》杂志我们都知道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以购买《大家》杂志为荣，即使不看那个小说的都会买一本回去珍藏，但是近几年境况不如从前了，你怎么看待这种由精彩转向平淡的现象？

　　韩旭：我觉得当时的精彩也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当时正好是80年代，我们国家整个文学非常的繁盛，这不仅是指创作，更多的是公众对文学的关注甚至到了依赖的这种超常的强度。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大家对文学热情开始降低。但是当时那种文学特别的热情高涨的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不止一代读者也好，爱好者也好，都还有很强的希望，所以我们《大家》那个时候逆时代潮流而弄，大家对我们也是厚爱有加。

　　主持人：但是当时有一个时尚标签，当时有一个红河奖项，它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包括很多先锋派的作家都在这个潮流当中涌现出来了，反正大家提到《大家》这个刊物，就觉得挺时尚的？

　　韩旭：不光是一个时尚标签，我们当时和红河卷烟厂共同设立了一个奖。好象觉得文学已经被冷落，有人设奖，有人办了一个杂志，马上设一个奖金还比较高的一个奖，这算一个时尚的标签，那么《大家》也算是在文学期刊里面最早的用比较大的开本，但是这些东西十多年过去以后，那个时候所谓的时尚现在看就老土得不得了了。这是外观的变化，内在的东西也有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文学不可能纯粹是时尚，它不可能排除时尚的元素，但是文学不可能仅仅是时尚的东西，所以时尚的皮剥掉以后，文学还在，但是可能公众的注意力会转移。

　　主持人：但是你们刊发的小说好象都比较另类，比如跟当代相比，更多的追求表现手法上的不同？

　　韩旭：从创刊的时候，大家把先锋作为一个定位，先锋是我们的一个号召。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追求一种突破，包括您所说的不简单的追随，不动脑筋的去追随主要的，主流的旋律。这种办刊的理念那时候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做得好一点。

　　主持人：那你们现在的办刊宗旨跟以前有变化吗？

　　韩旭：办刊的宗旨一样是大众和名家同样关注，同时也注重培养名家，从杂志的生存来说也包括依赖名家这个方面，同时追求先锋。坚持先锋性，这是没有变化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里头，对这些东西的阐释，文学特征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那严肃文学如何才能赢得市场呢？

　　韩旭：严肃文学如果要求它回到最高潮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想法。因为那本身就是把文学的功能过多的扩大了，而且在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文学承担了太多的功能。那么今天文学按有些人士所说的，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文学自己的位置上去，在这点上是对的。可是文学完全回避市场这肯定也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今天要赢得市场，我想你可以用各种方式，但是仅仅是以手法的突破作为一种号召力，这显然是不够的，更多的还是关注真正生活的内在的东西，心灵变化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现在一些刊物，比如像《十月》和《当代》，他们都在刊登好看长篇单行本，这是增加杂志发行量的手段，但是这些小说好象更多的是流于通俗化，你怎么看？

　　韩旭：我觉得首先好看小说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不是说又重新爬到了洛阳纸贵的程度，至于说是不是通俗化，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纯文学，纯文学和御用的文学是相对的概念，它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俗文学，文学包含了它通俗的因素，从理论上并不减低文学的文学性，重要的是说，他包含的通俗的因素是否被这些因素淹没了文学对人的心灵，包括生活中最深层东西的探讨，那种关注和穿透。

　　主持人：但是办好看期刊，这是不是一种妥协和无奈呢？

　　韩旭：我不认为这是妥协，我认为这是与时俱进。他是在一种更坚实更丰富的一种土壤里边去耕耘，只是说在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理想栽出的特别漂亮的花朵。

　　主持人：那《大家》杂志社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呢？

　　韩旭：我们不能简单的重复好看小说这样的形式，但是我们在今年，目前的考虑就是下一步定位从编辑的理念上我们强调三点，一，大众，二，韧性，三，先锋。韧性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词汇，性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性情嘛。这其实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社会的丰富，不管是对个人来说，还是一个社会群体来说，他们能够任由性情，并且发展自己的性情。

　　主持人：那这样的写作是不是更加的主观化？

　　韩旭：不一定特别主观化，在韧性这个范围内包含着比较广泛的关注，比如说现在在网上的网络文学，往往是在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也包括过去看来可能更先锋，更另类的作品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关注的点是它是否更在乎人的生命，更在乎人的本性，以及对这种东西进行探讨，任性并不等于是放纵，而恰好可能是一种约束，是一种对性命负责任的态度。那么在手法上，在题材方面可能就变得比较自由。包括传统文学的题材，也包括一些跨文体的写作，也包括现在往往被人不把它当做文学来做的，但是确实揭示着一个时代的美的向上升华的。

　　主持人：你多次提到先锋派的作品，它好象跟作品的可读性一直有一种冲突和矛盾，好多读者反映，现在的小说越来越难读了，以前的小说看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感觉也很放松，知道了一个道理，现在看不懂，看到一半就放了。

　　韩旭：我们国家的比较典型的先锋派作家，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的受过博尔赫斯的影响，那个时候可能在读者中也有大批的青年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是受过当时的新思想的影响，但是和自己的环境，他们有点像英国小说叫做《法国中卫的女人》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不对的，那我宁愿承认我是喜好这些东西的，以此来获得自由的存在，来认定自由。在这个时期消失，这就需要更多元，更丰富的，不是简单的追求变一变。而是超越，什么是真正的突破。

　　主持人：有的小说读文字本身觉得不好看，但是转换成电影的时候，比如像你提到的法国中卫的女人。还有钢琴教师，他也有这种情况，拍出来很好看，但是看文字就觉得读不下去。

　　韩旭：这样的电影其实不止一个两个。可能我想钢琴教师我也看不下去，可能我想跟我们阅读的状态，还有我们习惯接受的一种方式和作者语言所采取的那种语言方式之间的一种梳理，我们经常有一种体验，我们阅读一个作品，我们知道他写得非常好，觉得这真是大师之作，但我不喜欢。有的作品不是最好的作品，但我很喜欢它。而影像可能更直接，所以更容易被更多的人去接受。

　　主持人：现在郭敬明自己办了一本杂志，叫《最小说》，这是年轻人自己办给年轻人自己看的小说，你觉得他这种行为出这样一本杂志有什么看法？

　　韩旭：我没有读过他这本杂志。不是说我不想去了解，而是说我确实比郭敬明年长很多。

　　主持人：但是你们很关注新生代作家的嘛？

　　韩旭：努力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郭敬明办一个小说，以及他自己这样去创作，我觉得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自省，我们的观点中有哪些东西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可笑了，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在一种可笑的状态下被培养出来的。另外自省之后我们也要去看他们的创作是否还可以有引导，可以发现一种披沙拣金也好，这种简单的划在另类，或者指责他，这种都不解决问题。

　　主持人：你觉得他办这个杂志对于你们有什么冲击没有？

　　韩旭：现在没有，因为我们的读者和他们的读者交叉太小了。

　　主持人：他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韩旭：我不知道他这个小说真正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或者是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个我没有判断力，可是他确实是面向那批青年的，我们也力图去关注青年的创作，以及表现青年的思想感情。可是我们的读者现在看来应该说比《最小说》的读者确实不一样，一个杂志不可能包罗万象，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定位就不能说放弃，而是说我们没法去满足这部分的读者，还是说我们力图仍然要去做到满足这批读者，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我们思考中，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

　　主持人：在这么多的纯文学期刊当中，你觉得《大家》有什么优势或者特点？

　　韩旭：《大家》如果说有什么优势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办得比较晚，在这些纯文学杂志，特别是双月刊里面我们是小兄弟，我们是90年代差不多中期才开始出的，所以我们从办的那天起，就面对着一个所谓商业社会的冲击，无论从刊物的操作方式，还是从文学的观念，文学的判断等等，我们都从一开始就受冲击。那么你跟中国文学的变化是同步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可能比有些杂志更习惯这种东西，也更自觉的去面对这一切，不仅仅是适应，而且还包括去分析，去思考，做出我们该做出的反映，不是简单的拒绝，也不是简单的被拖着走，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这个优势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如果能够表现出来，也只能看下一步的努力了。特点，《大家》杂志现在，我想我们的特点就是下一步要做到的，希望把自己的定位在几个方面都更加具体和更加清晰的表现出来，大众性，但这个大众性又包含着文学的尊严，文学的高雅追求，我觉得大众性和高雅之间是根本没有任何冲突的，我们古往今来的中外的文学名著，最好的作品恰好是经得起大众考验的，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时候畅销，是经得起长期考验的，它真的把人性中变化的和一直不变的都能够深层的揭示出来，它能够把语言在一种时代的可能性上最好的那面和最美的那面表现出来，尽管我们不知道今天的先锋向何处去，但是我们勇于支持这种创造，力图去超越这样一种文学理想。还有任性包含着多种多样的文学尝试，但是这多种多样你必须对生命对人性是负责的，关注的这样的作品，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努力寻求做到的一个特点。

　　主持人：那你觉得现在市场上你最看好，或者喜欢的文学期刊应该是谁？

　　韩旭：还是《收获》，还有《人民文学》。

　　主持人：《人民文学》跟《大家》的风格上还是有很大的出入？

　　韩旭：《人民文学》无论从编辑的方式上，这种变化这种尝试都是大胆而且做得很到位的。《收获》它一直保持着一种自己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比较开放的，不断的在思考新的东西，这些年的《收获》和前些年变化很大，但是在变化当中他沿袭着一种不变的东西，像《花溪》这样的期刊，我觉得名著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但是做文学工作的人，包括编辑什么的，他所有的生命的目的不是仅仅是为了完成或者是实现名著，更多的是让文学始终在我们民族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起着作用，保持着它的生命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些青春期刊，我觉得也是挺值得去重视的。

　　主持人：那你关注过新生代作家吗？

　　韩旭：不能说特别关注，努力的去关注过。

　　主持人：有印象的有吗？能举一下例吗？比较看好谁？

　　韩旭：像徐则臣确实是现在值得期待的，其他的还有冉正万、王威廉，当然他们其中有的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反复，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他的创作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转向，而且可能水平也在不断的起伏，包括在不同作品中，在这篇作品当中从技术上已经完全完成的东西，但是另一篇作品可能出现漏洞，但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还有前行的路要走。

　　主持人：那你觉得文学期刊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的去保护这些青年作家呢？

　　韩旭：我一直在想，但是始终没有弄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不要持一种定见，首先把我们放在一个读者，或者是一个读者代表的立场上，然后凭自己的感受，调动自己多方面的积累和知识，而不是简单的把自己标榜为某一种立场，然后去面对他们。同时也要比较严肃，也不能简单的说赶一个潮流，好在这几年文学已经不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更多的大家都开始在平静当中去看，我想文学编辑更是不要去简单的赶这个浪潮，这可能是一个方向。但是具体怎么做得更好，这真是一直在想，但是一直很惶惑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广西作家群现在非常的活跃，他们当地还颁发了一些奖项，我记得06年的时候，他们就全体组织在上海的一些期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期刊群发稿件，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保护他们新生代作家一个生长的条件。

　　韩旭：对。这个肯定是提供了很多条件，外在的条件，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尤其重要。

　　主持人：因为青年作家似乎总是很脆弱，比如才冒出来两、三年，没有被关注或者扶持，他的存活率就特别低。

　　韩旭：这个时代生存促使他们必须去干别的，所以外在条件非常重要，但是它毕竟不是唯一的，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韩旭：最重要的从作家个人来说，那还是他自己对创作，对生命的体验。从一个群体来说，还是群体本身的一种负责任的和谐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互相的亲密，而是一种真正的亲密和和谐。而且这种亲密不要求简单的认同，可以是互相在创作方式，在文学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当然我只是作为一个编辑的看法，毕竟不能够代替作家的思考。

　　主持人：其实我听了你的观点就是说让作家自己自生自灭，因为你所能做的就是客观的看他的成长，实际上不能起太大的作用？

　　韩旭：自生自灭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等等东西，它对公众的影响也好，对创作者自己也好，那影响太大了。所谓的自生自灭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有自生自灭这件事情，除非是像陶渊明先生那个时代，也许还比较接近自生自灭，他可以采菊东篱下，但是今天我们没办法脱离这个时代。

　　主持人：有人说现在文学界，好多文学奖项其中都有猫腻，然后随着文学奖项泡沫越来越多，那么文学奖项本身的一些价值就在丧失，你怎么看呢？

　　韩旭：我们也听到这样一些议论，即使是存在，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一个文学奖的运作实在的说他包含着各方面的利益，综合协调。你完全排除这些东西是不现实的，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这显然是自己骗自己的态度。通过文学奖，简单的把一个人捧红，这个作用不会很大，而且不会很长久，通过文学奖引导大家关注一些人，或者关注一种人创作，包括对创作的肯定，包括繁荣整个文学的气氛，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作用的。

　　主持人：那现在你认为谁能称得上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学编辑？

　　韩旭：同行里头我只能说我接触过的一些，有很多人我没有接触。某一个人很难说，好象我还没看到某一个人一定超越其他的所有人之上，但是我知道的人，像我们比较熟悉，不是老前辈，也不是特别年轻的，我们接触可能稍微多一点的，那我印象中就可以数出很多人，比如说李敬泽，比如说包括有一个可能不被大家特别注意到的叫做《西湖》的主编吴玄，还有林宋瑜，还有《山花》的主编何锐。

　　主持人：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韩旭：他们首先是非常敬业，这种敬业是很具体的敬业，不是说我准时去上班这样的敬业，是真正的热爱这项工作，发现作者，发现好的东西，或者把一些作品里头好的方面帮助作者去把它光大起来，以此感到无限的快乐，另外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他们自身的文学修养，包括评论的能力，理论的素养，也就是说他们看的深度，看的准确度是比较强的。这些编辑有不少人是学者化的，或者是准学者化的。

　　主持人：但是又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作家当他转变成一个文学编辑的时候，是对创作本身最大的伤害，你认同吗？

　　韩旭：我听到一些曾经是作家的编辑有这种苦恼，是不是最大的伤害呢？可能客观上会对他的创作，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从日常的时间的占有来说影响可能很大，是不是最大的伤害这很难说。重要的是说你是否愿意接受这种伤害，因为你如果做一个好的编辑，那肯定这是没有办法的。

　　主持人：你认为文学期刊的终极理想是什么？

　　韩旭：我觉得一份文学期刊应该没有终极的理想，可能只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就是说它能够让读者看了以后觉得它始终是那么活泼的，不仅仅是把作者和他的作品推出来了，它本身在编辑过程当中也构成一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既调动了读者的参与和阅读的热情，提升了他们文学的热情和文学的水平，也帮助作者更加清晰的找到自己的方向，更有效的去创造，而且通过编辑的组合方式，能够更清晰的，更有力的展现出一些作品，值得关注，值得去体味的一些东西。他虽然不是一种创造，但是他包含着创造性。

　　主持人：有一些写作者在长期的投稿当中，经常遇到退稿的问题，他们都想从编辑这里知道如何才能更有效的发表，你作为一个编辑，给他们一些建议好吗？

　　韩旭：如果您的作品写得不是太好，那么退稿肯定是编辑的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如果您的作品写得确实已经非常好了，那么错误在编辑，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主持人：你对本届书市有什么感想和期望？

　　韩旭：这几年来，书市特别鲜亮的东西一方面变得多了一点，但是强烈的程度有所下降，希望这一届书市不仅是更加丰富，而且确实能够在整个出版业的方向上，也包括对读者更加亲和的方向上有一些真正的亮点。

　　主持人：你说的强烈是指有份量的东西吗？

　　韩旭：是。

　　主持人：谢谢你！韩老师！

　　韩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