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收看由新华网重庆频道和时代信报联合主办的"对话名家"栏目。我是时代信报社的记者，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第六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熊召政先生。熊老师你好！我们先从你近期的工作开始聊吧。从第六届矛盾文学奖获得以后，就是《张居正》这个作品创作以后，好象你没有出什么大的作品，能介绍一下近期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熊召政：在矛盾奖获奖之前的半年，我开始了电视剧集的创作，从我写剧本到拍摄到现在整整有三年时间。我今年才算是从《张居正》这个电视剧里面解脱出来，电视剧拍完了，现在通过重大历史调查小组的审查，因此你们就见不到我有什么作品，关于写作的计划还是有。特别写历史小说，不像别的，写一部书要准备很长时间。我手头现在有那么两、三个比较大的题材，先写哪一个，怎么样排，我想最迟两年以后才能拿出继《张居正》以后的另一部作品奉献给读者。

　　主持人：两年以后是写好的作品吗？

　　熊召政：因为在我改编《张居正》电视剧的过程中，我已经在开始第二部作品的研究，研究了好几年。

　　主持人：熊老师能否透露一下是什么题材的作品？

　　熊召政：一个是春秋晚期关于楚国兴起和走向衰败的一个过程，这是长江流域的。另外一个就是大金国，就是和岳飞打仗的完颜部族，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去年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有将近2万字"醉里挑灯看剑"就写这一段，这一段就牵涉到北宋为什么灭亡。我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平民文化，他战胜了腐朽堕落的贵族文化，对这段历史研究以后，我发觉它特别有意思。那么这两件事先写哪一个我最后还没有决定，但是我的研究都在推进。

　　主持人：那我们期待尽快看到熊老师的作品。

　　熊召政：谢谢。

　　主持人：《张居正》的热潮现在渐渐的退下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您在评价您自己的这部作品，你觉得它的得失在什么地方？

　　熊召政：任何一部作品最后检验它的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你是很后悔你这种写作，或者是读者很快的遗忘了它，我觉得都是在文学里边，在文坛上我们经常见到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像陈年老酒一样很香，但是我也回头来看我的写作过程，我觉得我的第四卷匆忙了一点，如果重新来过，我会把第四间重写，起码要撤换掉10万字，可能会更饱满一些。

　　主持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哪一天真正弄来重写一下？

　　熊召政：我想等我老了吧。等我要写的题材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我再回头修订吧。

　　主持人：那我们还是希望你不要再修订吧，写更多的新作品给读者。

　　熊召政：谢谢。

　　主持人：熊老师，《张居正》给你带来了很多东西，你觉得它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熊召政：我就说一个作品和一个作家的关系是既像妈妈和儿子的关系，也像血和肉的关系。如果一个作家写完了一个作品他自己遗忘得很快，他可能没有倾注足够的感情，那么《张居正》带给我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种对生活的态度。原来，在我写作之前，我通常犯一个读书人所喜欢犯的毛病，比如说不负责任的批评生活，而且始终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或者用一种清流的观点，哪些人这个事情做得不对，很轻易的就会去批判社会。到现在我深深的理解到，做成一件大事，不是像呼口号那么容易，不是像表态那么简单，它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辛劳，甚至花很大的代价。所以小平同志讲，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可能我们认为白猫就是好的，黑猫就是坏的，如果这样可能我们就要丧失很多做事情的机会。原来我只是从理智上接受小平同志的这样一个观点，等我写完《张居正》以后，我就是从感情上认同了这个观点，非常难得。但是，最大的就是我和作品同时成长，也同时进步，如果一部作品能让一个作家脱胎换骨，改变他的人生，使他的生活阳光、积极、健康，我认为写作来讲真是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因此我认为作品带给我更多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主持人：刚才熊老师提到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不负责任的批评，不负责任的以我为中心。那么熊老师能不能就这个话题展开说一下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

　　熊召政：前不久我写的一篇文章，写明代的状元，嘉靖时代的状元杨胜，这里边提到的一个很老的话题。我们古代的嘉靖皇帝是一个正统的代表，那么杨胜是一个道统的代表，所有历史上的经验道统对正统是起了一种引导作用的，但是道统和正统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思考是同步的时候，这往往是国家处在一种发展期，一种盛世，往往正统和道统产生尖锐对立的时候，这个国家一般来讲都会出现很多这种衰败的迹象，或者人为的灾难。那么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当然很有幸的，我们遇到了千年不遇的国家发展的空前的机遇，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想到怎样来建设这样一个新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美丽的家园。我们可以不要丧失我们批判的功能，但是我们更多的起到为国家思考建设的功能。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做起来也非常难。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知识分子，跟过去相比好象被边缘化了，站在边缘的人物，很难进到中心进行思考，因为他的视野，他的很多正确的感受，不是这个时代最准确的东西，不是最主流的东西，这样拿出来往往会产生一些错觉。用这种忧患来对待我们时代和生活思考的时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忧患的动力，今天我们大家都去追逐财富，追逐名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为国家思考，为民族思考的这种动力，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

　　好，有了这一个动力之后，接着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忧患的能力？你的兴奋点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同步的，是不是和我们老百姓的思考是同步的。这是一个能力问题，你是站在社会的边缘来批判这个主流，你是站在时代的前头来看我们时代哪些不足，哪些好的地方，你还是站在时代的后面来看背影来指责它。所以这里面既有动力问题，也有能力问题。

　　主持人：那么熊老师你觉得当前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这种动力和能力吗？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少。

　　熊召政：这方面我平常接触得不算太多，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道统这样一个体系它是否是完备的，也许这个道统就是你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今天的人不能像过去这样顽强的在政治领域里面来充当他在时代里面的某一种角色，我们的经济领域，我们的科技领域，都可以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发挥空前的作用。我发现我认识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从自身的企业里面的这种感同身受的一些经验来出发，对社会进行思考，我们也有很多从事科学领域的，他从他的感受来进行思考，那么这一部分人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非常固定的一种定义。从我接触的整个的知识分子来看，目前我觉得基本的状况，一个是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健康的，这也是一种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生气的一种表现。如果整个时代生机勃勃，当我们代表社会一种思考能力的这部分人却是死气沉沉，这是不可出现的一种景象。

　　主持人：熊老师您刚才说的一些观点我还不太赞同，比如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肯定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和我说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还是有一点的差别，我们所讲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在一定的领域能够定期不定期的发出他比较有见解的独自的声音的这部分人。当前发出有见解的，独自的声音的这类人比较少，比如陈丹青，他前一段时间从清华大学辞职，这类事件非常少，我觉得他就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熊召政：我是这样想，我也是一个读书人之一，你认为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大概就是承担对社会的一种纠偏，承担他一种独立的声音，如果赞扬这个社会的人大家会不认为他是公共知识分子。

　　主持人：也应该算，但是只要他赞扬得有理由，有根据。

　　熊召政：他是值得非常认真，非常宽泛的来讨论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的对话是完成不了的。我觉得当今这个社会，我们，我曾经说了，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毁灭一个世界的真实性，一个是建设一个世界的真实性。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他不见得就是生活在某一个系统里边，两个系统里面都有真知灼见的人，就是我说的道统，当这个社会整个的积极面大于消极面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为很小的一个消极面我们忽略不计，我们也对他提出警醒，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提醒一些消极的东西，而忘掉了我们整个的生机勃勃的局面。这个问题仔细探讨起来很深，我对所有的读书人，就是你说的，只要他有真实思想，你就应该尊重他，而且要尊重他的选择。我们不必让每个知识分子走同样的路，但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社会。

　　主持人：熊老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你以前的创作之路，因为咱们的读者有些还不太了解。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说法，说你是只有小学毕业，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熊召政：基本准确。我是小学毕业以后先去参军，一进初中就搞文化革命就没有念，我有初中的文凭但是没有念书，我完整的受过正规的教育是小学。一进初中就搞文化革命就没有念书。但是后来在84年我又去五大作家班去进修，但是我始终觉得我是正规的连续的教育不间断的就是小学六年，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小学。但是我在长期的自学过程中，倒是始终没有放弃。

　　主持人：熊老师你当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肯定要比其他人要艰难一些，因为毕竟当初基础要少一些，能谈谈当初是怎样走上这条创作道路的，以及它的艰辛过程？

　　熊召政：任何一种人他的失败和成功，教训和经验都离不开他生存的环境。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生活的故乡那方水土，他给我的最大激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在文化革命也好，一直到今天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代也好，那片土地始终爱文化，重视文化，有文化基础。比如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念小学的时候，我的外祖父教我背诵唐诗，教我书法，后来我到了十几岁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农村那些老农民都懂诗词歌赋，我们在文革最没有文化的时代，我跟他们在一起，收工以后我们在一起唱和诗词。所以因此我尽管没有在大学里面学到文化，但是我在故乡跟我周围的所有的人我学到了很多他们的文化。

　　主持人：大概是你20多岁就写了了一首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个诗使你一举成名，后来听说这首诗受到当地政府的一些谴责，后来惹了一些麻烦是不是？

　　熊召政：我当年写这首诗正好是1979年，那正是百废待兴的一个时代，对文革留下来的创伤大家都开始进行反省，我是这个时候写到的这首诗，这首诗的主题，就是我们有一些政策，一些做法让我们农民饱受苦难，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当时很年轻，20多岁，胆子也很大，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所以这个语言一出来以后，刺伤了很多当时还在位的一领导，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刺伤，所以他们对我说了一些很厉害的话，甚至组织批判都有。但是我那时候也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把他们的批判当做我应该得到的恐惧，很多批判的声音大于肯定的声音，这是对过去我们将经历的十年浩劫。整个民族都因为批判这个时代而兴奋，不像今天因为建设而兴奋，所以这样一来支持我的声音，就离开我这块小地方，到更大的我们中国这块广袤的地方来谈，支持我的声音还是更多。当时长江文艺开辟了一个专栏来讨论我这首诗，叫诗的光荣，每期要发3-5篇，全国大家基本上都写过文章，讨论了半年，我这一首诗只有200多行，讨论我的诗30多万字。所以这是现在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首诗都达不到的这样的效果。后来曾经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一首诗在中国》。

　　主持人：那首诗主要是契合了当时时代批判的精神。你当时以一首诗成名，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你觉得这种改变是运气还是什么？

　　熊召政：都有。我有时候到歌厅里面听歌手唱歌，那些歌手唱得非常好，就是没有名。我经常想到我到底下走，碰到很多作者，他们很有见地，但是就是发不出去。我运气很好，从一开始写作我就得到了当时的一些大家，像报告文学作家徐池，这样一些人对我的关注、提携和帮助。你刚才说了一个题目《文学改变命运》，的确改变。我当时从一个小县城里博物馆的一个年轻人，一下子调到省里当作家，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专业作家，我是27岁当专业作家，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了不得，现在自己回头看也觉得这是很大的幸运。

　　主持人：你现在开始写小说了，同一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也开始远离书坛，你如何看待评价这一现象，你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熊召政：去年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了我的新诗，我有一个序言写了你这个问题。我们时代的兴奋点转移了。你今天上街，你看，财经类的杂志非常受欢迎，因为人们渴望财富，当我们感情整个被扭曲的时代，他渴望一种感情的回归，这时候诗能够承担最好的作用，当大家渴望财富的时候诗人帮不了什么忙。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诗的时代了，但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诗。而且在台湾，前几年，我就有一些台湾的诗人我们交往，台湾的整个的出版社也不出诗，为什么呢？诗是叫做票房的毒药。所有的出版刊物都出诗，那他赔死了。当一个产品供不应求他就要扩大生产规模，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的电视剧，我们的历史读物不断的扩大规模，不断的有新的人进来加盟，而我们的诗不停的萎缩呢？这就是市场决定的。

　　主持人：你刚才说到现在不是诗的时代，现在相当于减弱了一些感情的抒发了。

　　熊召政：对，因为大家都变得很理智，变得很有目标，在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诗人帮不了他们的忙。

　　主持人：如果说我们追求财富的目标实现到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会不会是一种情感需求的回归的这种现象出现呢？

　　熊召政：会。一段一段的，一个时段的目标变了，每一个时代的需求是有自己的某一个层面的。我觉得这两年诗人要比过去好一点了，我明显的感觉到，文学整个的读者慢慢的比过去多了一点，而不是全部都萎缩，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那么等到诗人重新又生长在光环之下的时候，那么可以说大家对精神也非常渴求了。

　　主持人：某一段时间有可能咱们诗歌有一个复兴，你跟咱们的诗人打了一针强心针。

　　熊召政：这是肯定的，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历史这种兴衰沉浮自有它的规律。我在莫斯科最大的图书馆里面，看到一个柜台专门卖诗歌的。我就看到普希金的像，我就问他像普希金的书还能卖吗？他说好卖啊。我说像你这样一个一年在你这个地方能销多少？他说我一年就我这一个柜台能销700多本。你说我们一个柜台能把李白的诗销这么多吗？一年能销70本就不错了，但是李白的诗永远只销70本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近我听说普希金的诗也销不出去了，他走到了我们的90年代初，因此当我们回归的时候，可能就倒过来了，我们能卖700本李白，他只能卖70本普希金了。

　　主持人：你曾经说过张居正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在小说里边也深刻的表述了他的悲剧性命运，您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应该从那一代人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熊召政：知识分子当时在张居正之前出了一个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就是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很多，起身参与的人很少，站在旁边充当批判者角色的很多，进去以后身体力行的去做的很少。张居正是一肩能担天下事。他是做的，就是知和行要统一。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做知行合一的人，而不是说得多，做得少，甚至说得头头是道，干得一无是处的，我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主持人：那么从制度上来说知识分子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保证才能对这个社会做最大的贡献？

　　熊召政：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作为借鉴。就是我们古代讲亲民政治，这个亲民政治有一个人才的指标，叫贤人在朝，这个时代是一个衰败时代也有一个特点，叫贤人在野。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都在为政府出力，都在把自己所有的智慧贡献在这个时代的建设上，那么这个时代肯定不错。如果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把他用在破坏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有问题了。我认为我们所说的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保障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的确确要有一个制度保证知识分子能够脱颖而出，必须有这样一种机制。因为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有点棱角的，有棱角，你看你能够容忍他，你能够给他一种说话的地方，给他活动的空间。为什么？花千金买一副马骨，为的是得到一匹真正的千里马，如果说我们养了很多的士，其中有最小一部分的士确实大放光彩，那么这个养士的你认为它是错的吗？

　　主持人：那么熊老师，当今这个时代给知识分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发言了吗？

　　熊召政：我认为现在释放知识分子发言的管道很多，不像过去只有某一个管道，民间的声音，官方的声音，官方的声音里面也有我们知识分子的声音，民间的声音里面也有知识分子的声音。那么哪一种声音是我们政策的制定者所需要的，哪些是他们不需要的，这样一种判别不在我们读书人这里，是在整个时代的决策者的那个地方。但是我认为现在大部分的声音还是能够释放出来的，因为它渠道很多。

　　主持人：您曾经将张居正比喻成鳗鱼，说鳗鱼是比较有活力的，渔民打了一船鱼，放几条鳗鱼，这一船鱼都不会死了，那么现在还需要这种鳗鱼精神吗？

　　熊召政：鳗鱼就是精英，它的活动使所有人都保持活力。制度化是永远的话题，但是制度并不是完成的。所以一旦矛盾形成制度的时候，所有都是按部就班，它无助于精英的产生。那么我认为鳗鱼之所以让所有的鱼最后不死，就是激发它们本身的忧患。它要防备受到攻击，它就不停的在运动，那么这个鳗鱼不在于自己活着，而在于所有的生命都得到展示，这个国家才有活力。我认为精英提供给社会的应该是一种活力，这实际就是一种竞争。

　　主持人：历史可以作为今天的寓言吗？

　　熊召政：这个话怎么来表述呢？我经常回答一个读者的问题，说你是在以古讽今吗？我不是，而不是今天有一个什么现象，我在历史当中找个东西来说出来，我是情绪化的写作，一位很负责任的作家不会这样做的。所谓寓言实际是一种思想家所承担的角色，是一种文学很高的品位的东西，我不见得我的才力和我的学养不见得做得到，但是这是我们敬畏追求的一个文学与学术上的一个目标。

　　主持人：那您觉得通过《张居正》这部小说，你离这个终极目标还有多远呢？

　　熊召政：我写过一首诗，我说我不知道我要寻找什么，但我会永远走在路上。我不知道我会找到什么，但我愿意付出终身的努力。这就是我对这个终极目标的这样一种，也可能我的能力达不到，也可能我的生命达不到，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达不到而放弃。

　　主持人：外界给你一个富翁作家的称号，您怎么看待这种称号？

　　熊召政：因为我92年下海了一段时间，我是因为《张居正》回来的。我在商海里面还算成功，我做过的项目和我做的事情让我获得了一些很好的回报。人们关心我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是怎么赚到钱的？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商人和文人风马牛不相及，你是怎么把两个统一起来的。我现在要说真的是这个时代给我提供的机会，我是在90年代文人下海那个浪潮进去的，文人下海以后跳水了回来的也不少，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商业的规律来办事，他们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文人心态。我觉得这个里面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商业是非常注重，今天大家说奸商很多，但是从我的经验来说商人非常注重诚信，商人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风险。你每天想到自己这个项目去做的时候，要盈利，不要破产。就因为这样一个目标，商人变得非常的势利和狡猾。整个的思考兴奋点不一样，因此他不能像文人这样随意，这么随便，他一定为他的终极目标--利润，而奋斗。也为了他不破产而警醒每一天，当这个事情是半夜找你去的时候，你哪怕你有最好的美酒你都得放弃。因为要走进社会，走进利益的俱乐部，不是那个俱乐部来走向你，文人不一样，出版社我写出了名，你来找我吧，完了2千块钱没有谈好，我就不给你写了。

　　主持人：有个问题，您毕竟是文人出身嘛，几十年的文人的思维模式不可能一下子就转换为商人的思维模式了？

　　熊召政：这个很奇怪，我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转换，为了完成这个转换，我给自己定了三条规定，就是下海之初，就是第一我要暂时告诫我所有的文人朋友，人家说这个人蒸发了，消失了，我完全跟他们就是脱离了。这是第一条。第二点不做文化生意，就是什么印书，卖广告这些事情，文人下海的90%都是做这些事情，这样他会摆脱不了自己的文人心态。他这个优势不是商业优势。

　　主持人：强行要让自己的文人心态扭转过来。

　　熊召政：对。第三点，这个社会热线往那儿涌，你就去做这个生意。

　　主持人：但是这个风险很大啊？

　　熊召政：因为我太太是学的经济专业，所以我们家是一种文商并举的家庭，思维模式互补了。还因为我太太她是财经大学毕业的。我在业余的时间里面多半是生活在财经类的朋友圈子里面，长期受到一种干扰。而且有资源。这是做生意必不可少的，所以我的第一桶金，我就是在证券市场，后来做高尔夫球场，所以你只要项目做对路了，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挣来了，文人、商人怎么转换的，我又再回到文人里边来。我以五、六年的时间不跟文人朋友交往，这不是说我瞧不起他们，或者说我故意要怎么样，到今天为止，我虽然还是文人，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商人气质，比如说比较守时、诚信，做事有条理性，这些东西还是这些职业训练得来的。

　　主持人：我们理解富翁和作家一般是挂不上钩的，但是外界现在对你的评价把这两个词语挂钩了，那么你认为外界对你的评价是褒义还是贬义？

　　熊召政：我不知道外界的人是什么意思，也许也有褒义，也有贬义。比如说有个人赞扬你，说你是一种富贵贤人。我自己我说过了，文学是我最终的家乡，我从小受到的一种所有的知识的熏陶和积累主要是文学。富翁和作家并不全然对立，中国古代的富翁作家比比皆是，清代的大诗人袁枚一点都不穷，大庄园嘛。对不对？苏东坡、白居易哪个是穷人？都是高官，每个人妻妾成群。说文人很穷是近代的事情。自古以来，文人，就是我们的作家都是在富翁阶层里面，国外也是一样的，托尔斯泰有自己的庄园，不都是很富有吗？我那年去看了托尔斯泰的庄园，我感受非常深，他把文学写得那么精致那么优雅，是因为他的生活本来就是那么的精致和优雅。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就认为文学不应该就是贫穷。

　　主持人：你刚才说到又回到文学是因为心灵回归这种说法，但是问题是梦想有时候也需要成本，你当初写《张居正》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那么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梦想吗？

　　熊召政：如果说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有可能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当时因为当我所有的生存的问题解决了，当我过一种很优雅的生活的条件也解决了，我就感觉到，就像托尔斯泰坐在他的庄园里面写的《战争与和平》，因此我就说我可能不见得按照我们的文学上的一种当年文坛的现状，但是我一定要按照我对文学的理解写出一部我自己满意的作品。一稿不行，再来一稿，我又不靠它赚钱。当年的确是因为你的商业生涯让你有这样一种底气来做这种选择。纯粹是一种梦想，真的是一种梦想。

　　主持人：但是商业有一些延续性，你突然从商业一下子就退回文学，有一些矛盾吧？

　　熊召政：有。我退回来有两年的纠缠。你正在写作，一个电话把你招回商业里面去了，有一些事情需要你来解决。慢慢慢慢，到最后很平静，越来越少，也用了一、两年时间，我回头来，但是我在书斋里面很安静的去写作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好。就是你从那种灯红酒绿的，非常浮躁的很累的商业环境里面，变得如此孤独，我又没有进入文人圈子，商人圈子我又退出了，我就变成一个独行侠，那种状态非常好。

　　主持人：然后就操练出这部《张居正》。听说你《张居正》的第一部大部分是重新写过的，会不会是因为受到商业的影响？

　　熊召政：我注意到你提的问题，商业对《张居正》有什么影响。如果我是文人心态，我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就是把第一稿烧掉。我1998年写了38万字，后来到了元旦之前，我非常得意，我写完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他说你给我，我说你拿去看看吧。他拿去，我同事打印了三份，给三个不同的人，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处长，一个教授，一个下岗工人，都是我过去的同学，我说你们看一看。结果三个人，政府部门的人说你把张居正的当官的背景资料搞得很清楚，还是有一些启示。那个教授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书，他是数学教授，读起来很费劲，但是你知识含量很高，最早退给我的就是那个下岗工人，他说你不是害我吗，这个我根本看不懂。然后出版社告诉我，说你稍做修改，我说你等一等吧。你不能把一个半生不熟的产品推向市场，我把所有我商人做项目的评估和测算，我说这个稿子我得收回，我说要退稿重来，他说那也不必吧，改一改，我说改不好。最后只用了1万多字。彻底打散，又从第一个字写起。

　　主持人：那可以说是败也商业，成也商业，可能当初没写好和商业也有关，后来重新打倒了来过也是用的商业的手法？

　　熊召政：商业的精神。

　　主持人：我看你网上的资料，我总感觉《张居正》这部书的出来，到后来很多过程都有商业在里面，有些运作的痕迹在里面，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这个观点？

　　熊召政：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富翁作家，人家会有更多的对我的特别关注，也特别的挑剔。人家觉得你成功，你可能是有钱你才能成功。其实我就觉得你像一个商人盖得最好的楼盘，各种品质都非常好，他不用去推荐，都会有很多人买这个楼盘，那么他在造这个楼盘的时候完全是商业上的追求卓越的一种精神，但是卖完了以后，说我行贿叫你去买我这个楼盘，那就不是商业精神，那就是欺诈。我在这方面来讲，就是说我在矛盾奖评奖之前，我的书首先火是在北京，不是在湖北，大约是北京的文化的历史沧桑感，这个城市要大于其他的地方，他首先认同我这个书，然后文艺报给我开一个研讨会，他们请了很多人来。说熊召政写的，大家很奇怪，说诗人写小说，商人写小说，看完了以后，他们都觉得熊召政完全脱胎换骨了。所以我就觉得，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作家，他受到的关注和挑剔的程度也会比常人加倍。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又何况在现在这样一个资信社会里面，大家表达意见都很发达，保持一个自律、自重，我是把文学和商业完全分开。我去、前年我又开始搞公司，我做一个影视公司，你说我的《张居正》自始自终开始运作就是我这个公司开始做《张居正》这个电视剧。

　　主持人：那你现在不是又要创作几个长篇历史小说的题材，现在又在做公司？

　　熊召政：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是独家的，原来没有讲过，我后三部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权和合拍电视剧的合同都全部签订了。都是我这个公司和别的公司联合拍。我说我60岁之前每一天都是紧张的，都是忙的。

　　主持人：现在日程安排到60岁去了。

　　熊召政：这就是商业运作。

　　主持人：你现在又在商业运作，现在又有几部小说来写，我真担心你哪有这么多精力来写？

　　熊召政：恰恰就是这样，你把商业运作交给你的助手，我告诉他赚利润是你们的事情，控制风险是我的事情，我是法人董事长，我管控制风险，然后我向比尔盖茨一样，我这个董事长就是微软公司的艺术总监，对不对？项目的评估权力在我这儿。

　　你可以白天商人，晚上文人，你可以上午商人，下午文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思维训练之后，我这两边的开合我自己感觉已经比较自如了。

　　主持人：那我也先祝福你这个影视公司尽快做起来，生意兴隆。

　　熊召政：谢谢你。

　　主持人：熊老师现在有一个现象，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文人贫穷的这种现象，他现在是两极分化，有的文人依然还是非常贫穷的，有一小部分文人他把自己的文化和商业结合得很好，比如说你，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文化人。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熊召政：两种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比如说，我们时代随着一种商业社会的发达，也有一些人他固守在自己的精神高地，我拒绝和商业合作，我既不愿意把我的作品像藤一样缠在政治这棵树上，这就是高贵的品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人有两种，一种是麦斯咖啡，开水一冲了无渣子，全部熔化，还有一种是石头，他永远是石头，一种是完全把这个社会最新出现的一种价值判断的东西运用于自己的专业上，一种是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如果他是自愿采取这种方式，我认为无可指责，如果是因为某一种能力的问题，或者某一种东西，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一种净化论了。

　　主持人：除了这两种还有一种比较中间层次的人，有一种文人因为一点小的商业上的利益而放弃了自己坚持的操守，这种好象现在也比较普遍？

　　熊召政：第三势力永远是最大的势力。第三种人永远是最大的一种人。这种情况很多，很简单一句话，中国比较势力的一句话，道德不能当饭吃。现在盖花园的别墅，他住一个江景的房子不行吗？你住三房两厅不行吗？所有生活上的想望，使他感觉到我要追逐财富，因为这种财富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很多的操守，这种选择你还不能指责他。为什么？你不能坐着嫌人家站着，你得有一种心态，就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采取的每一种往前走的方式有的是舍弃了一种道德底线的，有的是成功的结合了的，有的是固守的，每一种的人你都不能去用你自己的一种观念去评判他们，去批判他们。就是你刚才补了一句，存在就是合理的。

　　主持人：社会是多元的。熊老师咱们再说一点生活上的小细节。听说您家里面冰箱里面收藏了很多水，什么黄河、长江、汉江，哪个地区的朋友来了，你就给他用那个地区的水给他写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熊召政：前不久上海东方电视台去采访我，也问这个事儿，结果把我的冰箱打开一看，一冰箱全是水，都是有标记的，什么时间什么时候采于什么地方，这也是我的文人雅士的一点爱好，比如我印度恒河，我拿了印度恒河的水，我对那些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给他们写一点字，比如我到魁北克最冷的地方，零下40多度，圣诞节我在那儿过的，我带回来的离北极最近的水，经常有一点这样的事情。比如世界上最高的西藏的海拔5200米的这种水，而且我们最深的太平洋的马拉蒂亚海沟的水，我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这是一种文人雅士的爱好。

　　主持人：您到各地去旅游，包里面都要带很多的瓶子。

　　熊召政：对，带瓶子灌水。

　　主持人：今天谢谢熊老师！

　　熊召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