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恕诚曾说，“水权”最简单的说法，是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崔建远则认为，水权即为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

    与会的律师们认为，在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国家亦未能将“水权”表述明确。如果《办法》精确划定“水权”概念，势必在引起纠纷时，出现与上位法相悖的情况。

    显然，铜梁没有能力也不敢有所突破。仅在《办法》的第二条中规定：本办法所称水权是指依法取得水资源的使用权，包括水资源开发权、取水权、用水权和排水权。

    除此之外，铜梁的立法原稿还在“初始水权”、量化取水权和排水权等等问题进行了修订。譬如，“初始水权”在原文中被称为“天赋权”；原文中规定的“经过市水行政部门批准”，业已改为在修改过程中，需向市水行政部门征求意见。“‘经过批准’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比较麻烦。”刘尚斌说。

    2008年1月，在第三次送报铜梁县常务会时，《办法》终于获批。

    破立与尴尬

    周懿认为，《办法》的价值核心，就在于以经济杠杆来调节各个用水主体之间的矛盾。

    根据《办法》规定，水权转让包括用水权转让、排水权转让两部分。水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据全县的水资源情况，将每年度的用水、排水指标分配到各行业、各单位与各乡镇，他们可将未用完的用水、排水指标上市交易。

    这样一来，各单位就不得随意地用水、排水。否则，一旦超过水行政主管部门所规定的指标，就要到市场上花高价钱购买指标，若买不到指标，将承受更重的行政处罚。这也意味着，在相对节水的单位，可在降低运行成本的同时，通过水权转让可获得一笔额外收入。

    “理论界一直在探讨如何水权改革。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其他地方有这么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办法》的制定，无疑为将来重庆市制定全市性的水权管理办法，做了很好的尝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环境法学院研究组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曹明德说。

    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卢峰则直言，如果在铜梁出了成效，甚至对于全国的水权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对于县出台的《办法》，铜梁永磁材料厂厂长李佰荣表示支持。但是，一旦在水权的分配上不着重考虑，“如果分配量过多，其分配与此后的交易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分配量过少，势必引起水价非合理性上涨，给企业增加额外负担，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

　　破解“万里长江的国资流失”

    水权立法：中国被逼上水泊梁山     

    不难发现，遭遇水资源枯竭困境的中国已经被“逼上梁山”或者说“逼下水泊”：水权改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取水、用水、排水行为，保障水权（使用权）交易的进行，已经是迫在眉睫。

    一不小心，铜梁成了冲在最前头的“黑马”：重庆首部水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这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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