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著名环境资源法学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曹明德在内，众多学者都对这匹“黑马”的示范效应表示乐观其成，“铜梁模式将为重庆节水型社会的建立探索出新路子。”

    褒奖与期许的背后，是办法的核心所在：水权转让。

    大致可以借助这么一个比方来解释这一概念，“弱水三千你只能取一瓢饮。想多喝一点？向喝不完的人买吧。喝不完？可以卖。”

    张掖“没有选择”的选择

    铜梁何以就走在了前头？视线不妨回到2006年底：国家水利部公布了新一批30个“全国节水型试点地区”，铜梁榜上有名。

    铜梁何以上榜？两个字：缺水。

    “新一批”之前，是“第一批”：始于2004年，包括甘肃张掖等12个地区。

    张掖等地又何以成为“第一批”？同样是两个字：缺水。

    张掖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段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边缘，全靠黑河水滋养。

    “水从门前过，不用就是错。”过度取水的结果，直接导致黑河下游的额济纳绿洲来水量锐减、壁沙漠面积增加，因此成为影响我国北方200万平方公里的沙尘源地。

    2000年，国务院明令，张掖每年必须少引黑河水5.8亿立方米。

    张掖“被逼”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始了水权改革：每家农户都有了一本“水权证”，明明白白写明一年可以用多少水；给多少水，就只能用多少水。

    “乐县彭家村农民朱宏通过水权交易，将自家节余下来的灌溉水卖给了同村的孙开荣，赚了２０元。”这是2004年国内一家媒体对张掖水权改革所作报道中的开头部分。

    张掖市民开始节水，而黑河下游的生态也得以大幅改善。张掖地方性的“水权规章”开始奏效。

    “1/4”与全国水资源紧张

    缺水的地方，不仅仅是铜梁，也不仅仅是张掖。水资渐紧张已经无可否认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以2003年为例。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经这样说到当年的水资源危机：一边，是淮河、湘江流域发生多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另一边，北方大部和西南、江南、华南地区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全国一度有2694万城乡人口饮水困难。

    以黄河为例。从那一年年初到6月份，黄河流水量比多年同期均值急剧减少50%！而此前，黄河下游及支流即已出现河道断流加剧的情形，断流长度一度甚至长达近千公里。

    同样是在2003年，举国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进入施工阶段。众所周知，南水之所以北调，是因为北方在喊“渴”。

    新华社报道，按照2004年人口计算，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185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4；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供水不足，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达１１０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６０亿立方米。

    ———这还没有把水资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长江黄河里的国资流失

    缺水的同时，是水权法规的缺失。

    我国的《水法》对水资源所有权的规定很简单：归国家所有。

    著名法学教授江平曾说：“长江、黄河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啊！”这个容易让人犯糊涂的玩笑，或许可以表明中国水权问题的复杂。

    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钱水苗等学者指出，由于没有明确使用和界定“水权”这一最基本的法律概念，兼之缺乏对“水权交易”的提及，《水法》虽然摆在那里，“但现代意义上的水权制度仍未确立。”

    水利部副部长周英直陈水权法规缺失之弊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行政区域用水总量的明晰和监控，导致一些行政区域之间对水资源进行竞争性开发利用，用水浪费、地下水超采、区域间水事矛盾以及河道断流和水环境恶化等问题层出不穷。

    作为上述问题一个很好的注解，“中国水权第一交易”不能不被提及———2000年11月24日，极度缺水的浙江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每年向东阳市政府买水4999.9万立方米。

    水买了，尖锐的批评也跟着来了：水是国家的，不具有所有权的东阳市政府凭什么卖水？走在水权立法前头的水权交易实践，被狠狠地将了一军。类似的实践还很多。

    不难发现，遭遇水资源枯竭困境的中国已经被“逼上梁山”或者说“逼下水泊”：水权改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取水、用水、排水行为，保障水权（使用权）交易的进行，已经是迫在眉睫。

    张光斗、沈国舫等二十多位院士、专家经集体呼吁：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只有从法律上对水权进行明晰，才能真正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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