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激活水权交易？

    因应现实迫切需要与民间的积极呼吁，前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即多次表示，必须要制定流域和区域水资源规划，明晰初始用水权，“传统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千呼万唤之后，由水利部部长陈雷签署发布的《水量分配暂行办法》，今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法》全文共17条，首次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量分配———比如长江流域各行政区每年如何取水，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其他跨行政区域的水量分配的原则、分配机制、主要内容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水利部副部长周英认为，“和之前颁布实施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一起，这两部法规规章标志着我国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基本建立。”

    《上海证券报》等媒体更进一步分析，办法有望全面激活中国水权交易市场。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水权转让，从而用市场化手段推动水资源更加合理配置、全民节水将成为现实。

    相比之下，许多专家理性得多，“要使初始水权分配、取得和转让能够有序进行，还有大量的细节要完善。《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框架。”

    悬念：水权法规的功效

    水权法规正迎面走来。新的问题是，水权立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水资源危机吗？在不少学者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江苏某地两家距离很近、同属某电力集团的火电厂，被要求各自投入两亿元建一套脱硫设备以减少排放二氧化硫排放量。权衡之下，电力集团决定在其中一家花2.4亿建两套（由于省去一套设备的基础设施节约1.6亿）、另一家则一套不建，后者向排放空气质量完全达标的前者购买排污权，平均每年只花大约1000万元。

    最后的结果就是，由于排污权交易的存在，当地的大气污染没有任何改善———因为虽然一家达标，但近在咫尺的另一家电厂仍然排污不止。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据当时对此事作过深入调查的《南风窗》杂志称，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政府的默许和推动有直接关联。

    排水权交易与此并无不同。

    正如明智的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排污权交易是把公共物品转化为市场行为的一个极好办法，但要成功实现制度设计之初所定下的良好愿望，除了应该具备良好的法律和技术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其中的守护者，必须有极度的公信力。否则，结果殊难预料。

    对此，美国排污交易研究学者扎丹德这样解释，“羊圈里的缺口只有一个，但天亮后你就会发觉所有的羊都不见了。”

    更为重要的还有，就取水权的优先等级设置，取水指标、排水指标的制定等等，如何确保合理？如何做到公平？如何不影响可持续发展？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各级政府———水资源这只“羊”看得好还是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里“缺口”的有无。

     水权分配成改革难点

    事实上，在铜梁出台《办法》之前，重庆市水务管理部门和铜梁县税务局还联合制定了《铜梁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依据规划，必须要通过一些办法来达到节水的目的，“水权分配”就成为关键一环。

    铜梁税务局水政科科长尹远明坦承，虽然国家水利部有一些标准可以参考，但由于各地方间有差异，“水权分配”也成了最困难一环。

    “水权分配”，就意味着对取水权和排水权进行量化。在计量取水定额时，要根据各单位的实际用水情况来推算。就某宾馆来说，有多少床位，多大面积，会用多少吨水？这样计算之后，将取水定额分配下去，如果超标，就要阶梯加价。

    另外，排污量的核定也让水务人员头疼。以纸厂为例，每生产1吨纸的耗水量国家有标准，然后根据用量、回用、损失之后的量来计算排放量。

    由于定额限制用水，涉及各单位、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配合的情况。“我们去调查的时候经常找不到人，都以负责人不在的理由推脱。”

    最初，水政局采取的方式是：把表下放到各个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去各个单位去调查、填写。但填写上来的数据，往往和实际相差甚远。如今，该水务局已经组成多个调查小组，为《办法》制订后续补充法规进行调研。其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各个行业、单位、地区的用水指标。这是一个庞大而纷繁的过程。

    刘尚斌日前抽查到的某茶馆便是如此。实际上它每平米的用水量是20多升，但按照其自行填写的数据，平均下来只有大约0.16升。

    “标准化最难制定，水权改革任重道远，”刘尚斌感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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