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来看，“迷信盛兴、思想僵化”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但并不是说，迷信和僵化没有了。
《时代信报》：那么，今天还存在“左毒”么？如果还有的话，这些“左”的东西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沈宝祥：过去的“左”很厉害，是非常系统的。另外，当时的“左”还拥有很大的权力，地位很高。
邓小平曾表示，“浦东开发晚了”。他说，一些政治家、理论家，用大帽子吓人。这种情况表明，“左”的东西确实根深蒂固———一般的官员能称得上是“政治家”么？
今日之中国，“左”的东西仍然存在，当然其能量已经大不如前了。据我的判断，盲目地把市场经济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盲目地信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或对“文革”还留恋……都是“左”的东西。至于系统的“左”这个概念，你可以自己去理解，譬如在十七大之前，一些人借黑砖窑事件，向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回归“马列革命路线”，我认为这就是系统的“左”。
样板戏事件也是“左”
《时代信报》：除了“万言书”这一极端事件之外，今天的哪些事件还表明了“左”的存在？
沈宝祥：最近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的“样板戏”进课堂事件，也典型地反映了
“左”的情结的存在。关键问题在于：究竟应该由谁、依据什么标准和程序，来决定进课堂的戏曲曲目？15首曲目中，为什么大部分是样板戏？
在我看来，样板戏是江青用来否定和打倒我们优秀文化传统的东西。当时，优秀的文艺节目都叫“封资修”，而只有这8个剧目才能“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左”得登峰造极。所以，不能让样板戏进入课堂，一首也不可以！
《时代信报》：您谈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想到之前的一件事———河南七里营准备建造“毛泽东视察七里营纪念馆”。这又算不算“左”呢？
沈宝祥：当年毛泽东去视察七里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人民公社好！”这句话经媒体一报道，马上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公社运动高潮。事实证明，人民公社是一个错误的制度，不利于生产制度。毛主席在当年视察时说这句话也是错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既然这样，为一次错误的视察和一句错误的口号修建纪念馆，当然算错，这肯定是“左”。
《时代信报》：除此之外，您认为当前还有哪些“左”的问题呢？
沈宝祥：太多太多了。譬如今年两会期间，广东媒体在报道肖扬时，只是用了一张他仰天长笑的照片，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把官员的形象模式化了，把新闻报道给模式化了，一旦有了突破，就炒得沸沸扬扬。另外，甚至在我看来，新闻报道中过分注重领导排序问题，是不是也有“左”的影子呢？
要反左也要创新
《时代信报》：我们发现，从前几次（一说为三次，一说为两次）的思想解放来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有极强的针对性。那么，这次除了继续反“左”之外，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沈宝祥：今天的情况比以前更复杂。我们更难用一个统一的东西套到全国去。
今天的中国，中部、东部、西部差距拉开。差距本身不是问题，某些地方发展得慢才是问题。在今天，解放思想不是要去批判某个人，批判某种观点，而是启发大家怎么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开拓思路、创新发展模式。
譬如在浙江，崛起了大量的自有品牌，也不是因为它们批判了什么吧？一个小小的扭扣，浙江人可以做到全球第一，这就是创新。
对于地方领导者而言，都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创造一个新模式、新办法。和现行制度、政策或者办法有冲突的，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三个有利于”。
《时代信报》：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小产权房在时下争论得较多，重庆的动作也比较大。有人认为小产权房交易就符合“三个有利于”，那么又为什么要叫停呢？
沈宝祥：具体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有些革新是不好的，有些是好的。譬如，有的地方搞民主改革、选举扩大民主，效果很好，但遭到批评。有些人认为这是不符合我们党章、不符合文件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改革的方案已经做出来了，效果也很好，就应该放到工作中来研究、探讨。但是呢，在今天的环境下，太急了也不行，有时要采取比较迂回的办法。
《时代信报》：事实上，小产权房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对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进行突破。您个人更倾向于怎样的思路？
沈宝祥：农民对土地应该有支配权，但现在没有。现行法律中关于农民该怎么支配土地的规定，应该继续研究。
民主改革应切实一点
《时代信报》：目前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央之所以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其目的是为推进新一轮政改。而就您所在的中央党校，也在十七大前夕出版了一本《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把政改的具体路径描绘了出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宝祥：不能这样理解。当前的头等问题还是发展经济。这本书围绕这一点谈了很多问题，对活跃思想有好处，对领导有好处，把具体实施路径和目标也谈得很具体。
《时代信报》：我们其实已经注意到，您在一些场合关于“解放思想”的发言中，也谈到了对于政改的一些构想。
沈宝祥：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说要把决策权、知情权、监督权分解，建立一个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硬性机制。把权力分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解放思想的体现，接受了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
譬如在西方国家，很久以前就提出权力要分解，不分解的权力就是笼统的；权力太集中了，就可能导致腐败。所以，西方就在搞“三权鼎立”的体制。我们不能搞“三权鼎立”，但我们要搞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除此之外，关于党领导下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也很早就提了出来。国家、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应该怎么统一呢？三权的分解和制约，应该统一到哪一个平台上呢？
我认为，应该统一到“人民当家作主”上来。
举个例子，前几天南京市搞干部公选，并在电视上进行演讲投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一公选过程中，党提出了干部的标准和条件，并制定了游戏规则，这就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统一起来了。
《时代信报》：南京迈出了头一步，但改革的空间还很大？
沈宝祥：是的。形式主义的味道浓了不好。南京的民主就搞得很切实，“切实”其实也很容易做到。
沈宝祥
沈宝祥，江苏武进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兼及党建理论和中共党史。
在上个世纪的“拨乱反正”期间，沈老先生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和编辑，并积极参加这一时期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有《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等文章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