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律师”周立太博客
周立太困境：民工之过与“民工律师”之失
第一争议
2007年8月16日，有“农民工律师”之誉的周立太在其博客上用“狗日的”怒骂那些在自己帮助下讨薪成功却不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其实，周立太已不止一次触发舆论关注。2004年，他为了追讨1.5万元的律师费，将拒付律师费的伤残民工推上法庭；同年，他又向自己在深圳帮助过的第一位劳工追讨名誉权。在由此引发的激辩中，我们看到处于讨薪主体的弱势民工被推上了被讨债的位置，也看到了曾被赋以道德高标的周立太沦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而“民工领薪，打官司交费，律师收钱”这些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一下子变得不寻常起来。周立太困境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农民工之过：“人穷规则不能穷”还是“仓廪不实何以知礼节”？
正方
付出了劳动，就该获得报酬；订立合同，就该遵守，这与贫富贵贱无关，只与人的道德诚信有关。不能因为农民工本身很穷，就不讲诚信。人穷，法律规则不能穷。律师和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弱势强势之分，他们是平等的委托关系。
反方
这些民工都是社会底层，他们不仅是无产者，还缺乏文化教育。央视曾经采访过逃费的民工，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高比例的律师费是他们走投无路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心里感谢周立太，因为只有周立太不拒绝他们。周律师在为民工讨薪的过程中是个英雄，但他却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弱势群体生存生态恶化的背景。长期的生存压力使这些民工不能全然顾上道德和诚信等价值，甚至还会弃之不顾。我们不应对其苛责。
正方
贫穷不是逃费的理由，农民工的“失信”会导致没有人愿意为农民工“后来者”出头，更加恶化了农民工维权环境，大量的农民工案件也许只有寻求法律援助这一条道路了。但是，由于经费由政府负担，法律援助中心决定受理的援助案件多数是本地发生的，如果跨地域办理，其经费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反方
周立太是借“民工律师”的光环起家的，他就必须要考虑民工所能承受的范围。70万元的赔偿，律师费就7万元。对六十多个农民工而言，周立太的律师团队从他们的血汗钱中分走十分之一，这是不是“吓跑”他们的原因之一？
正方
民工既然知道去找周律师维权，说明他们有法律意识，但是维权胜利了却不支付律师费，这就根本说不通。如果我们的社会因为同情心的泛滥而纵容民工不诚信的行为，这个社会就没有公平、正义和善良可言。弱者不等于天生就具有道德优势。穷人的忘恩负义依然是忘恩负义，这不会因为他是穷人就值得特殊对待。
反方
最近的《不起诉案件标准》规定了五种生活无着可不起诉的情形，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宽容。这种对弱势群体加以倾斜性保护的例子，在西方国家并不少见。这不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侵犯，而恰恰显示了司法的公正平等与人道。
“民工律师”之失：我们是否应对其另眼高看
正方
在这个社会里，由于为穷人代言的话语权独占一方，所以我们看到不少人跳出来充当道德宪兵以牟取关注度，而周立太正是这场“秀”的获利者。从1999年到2006年，全国共有八百多家媒体二千多次报道过周立太，如此大量的关注度就足以让他大捞一把。现在他却出口骂人，实在有失厚道。
反方
周立太不是神，不是雷锋，他只是个律师。我们的文化里有个倾向，就是把某些东西无限拔高，一直高到谁也承担不起代价的程度。一旦发现居然有人在做好事时还有其他的条件，马上就出来作大义凛然或者痛心疾首状。这种“道德恐高症”常常会断送有能力做好事的人心中那点儿想做好事的愿望。不能因为他一沾钱带利就非议四起，他有选择不做活雷锋的权利。
正方
周立太当初是被深圳龙岗区司法局责令停业的，深圳一些台商协会甚至威胁政府“如果不赶走周立太，我们就要搬走工厂”，所以后来他才去了重庆。他所面对的困境是我们难以想像的。我们并不是要将周立太刻意拔高，而是希望在我们司法救助体系尚未完善的条件下，能有更多的律师投身为弱势群体代言的队伍中，帮助他们用法律而非跳楼等激进手段来保护自身权益。
反方
周律师在其博客中处处强调：其对农民工提供的是“法律帮助”。然而，这并非一个法律术语。在法律词典里，与之相近的是法律援助。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但周律师给农民工提供的显然不是法律援助。周律师声称：“本人是一名合伙制下的专职律师，打官司收律师费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不收律师费反而不正常，因为我要生存，我要吃饭，我要吸食人间烟火。”连给农民工提供商业性法律服务也能被封为“民工保护神”，这是什么世道？
【点评者说】
抛开这场争辩的两方主体，我们需要认识到，还有一个缺位的第三方——社会，需要为此承担最终责任。诚如孙立平先生所言，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盛世养德”，只有当我们社会的道德空气净化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制度保障了，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打通了，我们才可以从道德层面讨论民工的过错。同时，周立太作为一个特殊环境的产物，承担了许多本不应让他来担负的责任，这折射出司法救助体系的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