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与“自下”

    面对“地球日”在重庆的寂寞，吴登明是乐观的。因为每当环保行动遇到阻力时，他总会告诫自己：假若时光倒退10年，又是怎样的情形？那个时候，他需要向每一个当事者“传经布道”，阐述环保的意义。

    创建绿联会后，吴登明还担任多所高校学生环保组织的指导老师。如今，这些当年的环保热血青年，很多已经进入全国知名的环保组织，有的甚至担任要职。

    “他们这一代，不仅是环保事业的基石，也是整个公民社会的火种。”吴登明在美国同行米雪尔·佩怀特面前，自信地认为“我们比他们做得好”，但他也很清楚，国内绿色环保民间组织发出的声音，以及他们在推动环保方面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吴登明告诉信报记者：“塞拉俱乐部光是为其免费志愿服务的工作人员，就达到100万人。这对任何一届注重环境保护的政府，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吴登明说。

    近20年的环保经历，使吴登明与许多国外NGO有过深入的交流。在这中间，他找出了中外环保志愿者组织的根本区别所在。那就是国外的环保民间组织，往往以草根的立场，公益的角度，推动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在中国，这样的顺序是倒置的。

    米雪尔·佩怀特得知在中国由政府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措施后。不无羡慕地表示，如果美国也能有这种自上而下的环保政策推进，那将是她“职业生涯最值得庆祝的事情”。

    米雪尔·佩怀特的羡慕，并未使吴登明沾沾自喜。他很清楚，在一个缺乏普遍公民意识的土壤里，难以结出自律之花。

    “没有公众基础，就无法接受政府影响。”吴登明以目前正在火热推行的“节能减排”为例，很多措施和手段都还停留在文件和宣传单上。在数量众多的公众意识里，“节能减排”仍然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事，与老百姓无关。

    吴登明的判断得到了事实的证实。

    4月19日下午4∶35，“地球日”前3天。重庆主城某区区政府办公楼，灯火辉煌。但是，该大楼内的工作人员已经寥寥可数。负责看门的一位老者笑言：“我还是‘三关人员’———关灯、关门、关电脑。”

    当日气温27℃，温度适宜，809路公交车却是空调大开。司机王某很无奈，开空调导致热岛效应他并不在意，但是燃料耗费他却甚觉心疼。然而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是应多数乘客的要求。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了保护地球环境的自觉意识，那么‘节能减排’就应该是自发行为，政府反而会退到次要位置。”米雪尔·佩怀特以美国的现状如此认为。

    “有我们在，这一天不会很远。”吴登明信心十足。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