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票的紧俏，“黄牛党”有了空间。国泰电影院员工陈贵民说，“黄牛党”多是无业青年或返城没分配工作的知青，一天购买二三十张电影票，每张倒卖能赚一角钱，一月下来，能有六七十元收入，是当时普通工薪阶层的两三倍。
国泰电影院当时有职工20多人，服务员人数最多。付道琪说，每天晚上下班后，服务员留下来帮助售票员清理钞票。当时，一张普通电影票二角五、宽银幕三角、纪录片一角二、短纪录片八分、学生票五分，“面额一元以上的算大票子，收到后就放在抽屉箱里，其余角角钱和分分钱，则都放在办公桌下面一层台面，一天下来，足有一尺高”。
“清完钱，大家都会去隔壁的颐之时食店，端大肉面来吃。一大碗面条，上面盖着一大块肉，这是当时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付道琪描述，当时能去电影院上班，绝对是最好的工作，无数人想方设法托关系都想调进来。有时候员工能领到几张招待票，这些电影票转手就可以换到粮票、布票、肥皂和米油等实实在在的东西。
设备差场地少
放映途中怕扯拐
国泰电影院已退休的放映员程仕福，同样记忆深刻：下面黑压压1000多观众，放映员必须全神贯注，疏忽大意一点还不被观众吵死？
当时放电影前都有一个规定程序，先加演10至15分钟的新闻简报，内容大多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观众都喜欢看新闻简报，另一方面这个时间也是放映员最后的调整时间。”程仕福说，当时电影院只有一个放映厅，双机放映，每次放电影都需两名放映员合作。老式机器都是靠烧炭精放映，必须全神贯注，稍一疏忽，炭精棒隔远了隔近了都可能熄火，银幕上就会出现“黑头白光”。
“观众正看得入神，突然断片了，吵闹声、呼哨声就会立即响起，谁敢开这个玩笑？”一些新放映员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知所措，手忙脚乱间炭精棒怎么也接不上。
电影公司也非常重视放映员培训，建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培训考核。放映员分等级，最低技术级别为四等八级，经培训考核后依次晋升为四等七级、四等六级……最高级别则为一等一级。没有过级的放映员，则会被大家戏称为“开关师傅”——只会开关的师傅。
电影院美工、组宣员也不是一般人物。付道琪说，当时新电影片子没有制作好的海报附送，需要美工先关起门来看电影，仔细领会，再根据剧情画出宣传画。
付道琪记得，1980年影院的美工创作出一幅两层楼高、10多米宽的一幅巨型宣传海报，悬挂在国泰电影院楼外面，“每次美工摆出来画宣传海报，起码都有几十上百个群众围着看。”
组宣员则负责组织拉票。渝中区北区路中医研究所退休员工李明才说，当时最受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欢迎的人绝对是电影院的组宣员。只要看到有拿着一长卷硬纸的人出现，大家立即呼拥而上，都知道是张贴电影海报的来了，有新片子要上映了。
饿肚子翻窗户
电影试映免费看
建设厂总装车间52岁工人戚文林家里最宝贝的东西，是一盘盘老电影录像带。他亲历了“文革”后人们对电影最疯狂的年代。那时候，看电影高于一切。
戚文林在渝中区新华路出生长大。“文革”前，学校免费组织看《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电影。他喜欢战争场面，“看战争片，才开头，就总想到结尾时解放军大部队抬着重机枪雄赳赳气昂昂追击歼灭敌人的样子。”
“文革”间，大量影片被禁，成天都是《白毛女》等样板戏，戚文林逐渐远离电影院。“文革”结束，新电影陆续出来，他又来了精神，伙同一帮同龄伙伴，三天两头往电影院跑。
戚文林说，父母当时在一号桥附近一家小加工厂上班，两人每月收入加起来也不过70来元，不可能天天拿钱让他买票看电影。伙伴打听到，当时位于临江门的市电影公司有一个试映厅，常在晚上试映一些新影片。于是，几个年轻人商量去看“免费电影”。
他们下午四五点钟就翻窗进入放映厅，躲在里面，蹑手蹑脚，专等夜间试映开场。“先翻进去躲在里头，肚皮饿瘪了才看得到电影。有时候情报不准，翻进去等几个钟头，却又没影片试映。”
电影总是看不够。1978年4月，听说杨家坪空压厂要放《洪湖赤卫队》，虽已看了多少遍，但戚文林还是邀约上几个伙伴前往。当天晚上看完电影，已没了公车，几人步行回解放碑，到家已是凌晨四点过。
日本片《望乡》引进播放后，戚文林和几个伙伴更是跟着拷贝追，解放碑、两路口、上清寺、观音桥和杨家坪都去过。有时买不到票，就和一大群人挤在售票窗口外的大喇叭下面，把一场电影从头到尾听完。
由于买电影票不能挑三拣四，有时只能买到凌晨以后的票。喜欢看电影的渝中区第一建筑公司职工黄明远夫妇，几次都是把闹钟定到凌晨一两点，下班后立即上床睡觉，凌晨闹钟一响，夫妇俩立即弹身而起，出门快步赶往解放碑的电影院。
黄明远说，虽然电影结束已是凌晨四五点，但电影院涌出来的观众一大帮，大家都高声谈论电影里的情节，仿佛农村赶场一样。
既新奇又震撼
影响观众价值观
何影彬说，30年前那个电影井喷的时代，给他一生都留下深深烙印。何至今都是日本影星高仓健的影迷。他说，这都是拜电影《追捕》所赐。其实现在看来，《追捕》算不上一流，至多也就是个质量不错的商业片。但当时看了10年的“三战”和“八个样板戏”，电影观众在精神和情感的沙漠中挣扎了很久，极度饥渴。
紧张惊险的《追捕》突然出现，让观众十分新奇，既而很快成为经典，百看不厌。何影彬说，当时他心目中关于英雄，已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银幕上高仓健的出现，他不由自主地惊叹：“哇，英雄原来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戚文林甚至习惯性模仿高仓健说话的方式、动作。10年前他因胆囊切除手术住院，躺在病床上，戚文林居然在想，自己身上白色病号服穿在高仓健身上，会是什么样子呢？竖起衣领一定还有风衣的味道，他断定。
何影彬还相信，与他同年龄的著名导演张艺谋邀请高仓健主演《千里走单骑》，一定是因为当初看过《追捕》后与自己一样的经历和感受，“那是一部专属我们那代人的断代史，不可复制。因为历史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发生。”
《生死搏斗》上演，初尝如此惊险激烈的片子，何影彬从头至尾拳头都握得紧紧，手心汗水涔涔浸润。看《望乡》时，银幕上出现日本妓女部分裸露的镜头，电影院里立即鸦雀无声，静得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以前大家从没见过这样的电影镜头，很多人难为情地低下了头；有的人装着用手摸额头，却偷偷地看；也有的人盯着银幕目瞪口呆……
“愿上帝保佑追捕者，同时也保佑被追捕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问价，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小兵张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老影迷黄明远说，一句一句经典台词引燃了中国人丰富的语言智慧，并在生活中无穷演绎，感觉自由而惬意。
重庆电影协会秘书长曾庆辉说，当时人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封闭、单纯的环境里，思想简单，生活里只有青蓝二色，很难接触到新鲜事物，电影里每一个细节，都带给大家新奇和震撼。
电影带来的种种新奇和震撼，极大地影响着观众形成多年的价值观，吸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排队挤进电影院。
娱乐形式多样
电影开走下坡路
陈贵民说，1984年，市电影公司发行收入达到史无前例的1200万元。香港引进的《少林寺》，就火了好几年。而其他影片《白发魔女传》、《神鞭》等，拷贝也是卖疯了，“当时，武打片是最卖钱的片子。”
何影彬说，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电视和录像机出现并迅速普及，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出现，电影萎缩势头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内各大电影院开始进行硬件等方面改造。
198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昊苏在放映收入创百万的电影院经理座谈会上谈到，电影院首先应是娱乐场所，接着才是宣传阵地，然后才是经营基点。陈昊苏还提出，电影院应该多层次，如甲级、乙级、丙级或特级。
当时作为西南地区唯一代表去北京参加此会的付道琪说，此前票价国家规定，影院职工都按等级拿固定工资。陈副部长讲话指明了电影也是一个产业，必须进行改革。随后，包括国泰电影院在内的许多电影院开始对票价实行浮动制。
电影发行改革
沉寂市场又翻身
1992年，中影公司对电影的垄断发行被打破，允许制片商自主发行，进口分账影片也被引进。1994年11月，美国大片《亡命天涯》首先在包括重庆的国内5大城市发行。付道琪说，当时一般电影票价一至两元，《亡命天涯》在重庆其他影院售价6元，国泰电影院大着胆子卖8元，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市民踊跃观看，一度沉寂的电影市场仿佛又有了起色。
这样一直维持到2002年，电影发行区域垄断被打破，各地建立院线制，片商与影院可以相互选择，电影发展步入市场正轨，如今新上演的电影票售价四五十元已不奇怪。
据介绍，我市电影业目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坚持常年放映的影院有近30家，各种档次齐备，银幕100余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