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委婉批评重庆高层压力巨大

    与普通市民不同，此时的市委、市政府，正面临巨大历力。

    “压力来自时任中央领导、特别是小平同志对重庆的期待。”党史专家艾新全自1980年初就开始研究我市改革发展史，对重庆在巨痛中的挣扎了如指掌：1983年1月10日，我市正式提交《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报告虽经省里通过了，但中央批不批呢？”

    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谦，常务副书记廖伯康，市长于汉卿，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马力和分管计划的副市长刘隆华等市领导，都在焦急中等待。廖伯康当时刚从中科院成都分院调渝，作为“老重庆”，他对全市现状很着急，以至有一次水电部长钱正英来重庆，廖拦住她要电，钱说没电，“那可不行，你不给电就走不脱，我是峨眉山的猴子，要翻包包的！”虽说是玩笑话，但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市领导之所以焦急，还在于1980年7月，邓小平从朝天门登船考察三峡前，对送行的市领导说，“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邓小平第一次离开朝天门，是1919年秋天赴法留学，第二次是1952年8月调中央任职。

    “小平同志委婉的批评，让送行的市领导坐不住了。事实上，小平同志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和经济影响，一直非常重视。”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陶维全告诉记者，“1954年7月重庆划归四川后，邓小平就告诉当时的四川省最高领导李井泉：全年应有1/3的时间到重庆工作。”为什么？因为重庆工业发达，经济总量和财力占了全川一半，“必须高度重视重庆！”但自1958年后，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重庆发展停滞了，到1980年，成渝经济实力已基本相当。

    重庆的减速，中央看到了，邓小平看得更清楚，“因此小平同志多次提出：四川面积太大了，重庆的经济实力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应考虑如何让重庆发挥更大作用！”

　　突破口在哪里呢？

　  两位专家建议

    改革试点重庆开始

    在我市高层决策“单列”之前，已有两位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为重庆作出了特殊贡献，其一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其二是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

    “当时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市该怎么改？”艾新全认为，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更艰巨、困难更多、矛盾更大。因此在国家体改委支持下，1982年3月，蒋、林带领数十名专家，就国企如何扩权、放权进驻首钢调研，40天后写出报告上交国务院。这份报告还附带提出一条建议，即请求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审阅后批示：“在重庆搞综合试点，原则同意。请体改委议一下。”

    “调查首钢，怎么会提到重庆呢？蒋、林在调查中发现，仅就企业谈改革往往行不通，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在中心城市，企业扩权放权等，必须有中心城市的政府进行配套改革才行。同时，在传统体制中，一个中心城市的企业又分别隶属中央各部、省各厅、市各局和区各局，如不进行城市综合改革，单纯的企业改革是推不动的。”将重庆作为试点，是一次重大探索。

    蒋、林带着中央批示，1982年4月赶到重庆，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调研。当时，与重庆地位不相上下、甚至超过重庆的城市不下七个，包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南京、西安，但中央为何将“单列”首选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