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馈赠：

    “计划”下两代人的牺牲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与中国资源和财富的代际分配的特定模式密切相关。

    这个特定模式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改革前的中国劳动者，在强制性的计划制度下被迫为中国的初步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积累，因而间接为改革时期的增长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改革时期的中国，又通过转移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制度转变成本等方式向下一代人透支，以此降低现有增长成本，提高了增长速度。

    首先可以解释改革前的中国劳动者为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所奠定的基础。

    中国改革之前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呈现浓厚的二元色彩。一方面是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或者说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但与此同时，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却大大低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人口城乡分布结构也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中国农村还有大量人口等待向城市转移、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被强制性地控制在基本生存的程度。

    与这相关的还有其他相应的社会政策。其中包括：私人拥有财产的权利被剥夺了；劳动者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被限制了；居民自由迁徙、尤其是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徙的权利失去了，等等。

    这一状况能够在相当长时期内进一步延缓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从而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能较长期地保证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正是这一特点，使中国在最近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

    也正是这种特殊的产业和社会结构，使得中国一方面具有起码的工业基础加入最低等的国际产业分工链，同时又具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后备军。

    有人可能会说，正是改革前的这些政策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因此中国上一代人的牺牲是必需的。问题是，谁有权力要求人民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一代人如果有权剥夺另一代人，这无异于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去剥夺另一部分人。

    况且，这种“馈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很难持久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无法再依靠类似的强制性“馈赠”。

　　显性透支：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由于有上两代人的这种“馈赠”，这一代人本应更有条件选择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使中国的发展能够得以长期延续，造福子孙后代。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至上”政策的指导下，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却采取进一步向下一代甚至数代中国人透支的发展战略。

    这种透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显性的，另一种是隐性的。

    显性的透支主要表现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度开采上。在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到21世纪初，中国流经城市的河流有90%的河段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全国75%的湖泊呈现富营养化；每年沿海地区的赤潮发生次数是1980年代的3倍以上；酸雨影响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

    除此之外，还有城市噪音扰民、水土流失、生态系统退化，等等。环境污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它也正在通过空气和水，严重地破坏中国民众的身体健康。

    2005年4月22日，时任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举办的“首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主题峰会”上引用世界银行的测算数据说，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2003年，则占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

    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对环境的破坏，中国经济实际上是负增长。这意味着，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在通过破坏环境的方式消耗下一代人的福利，并以此作为实现现有高速增长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