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则到制度的期待

    虽然《公务员法》已经正式实施，组织人事部门也出台了一整套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法规，但对于借调来说，依然是没有统一规则的“自选动作”在发挥作用，造成随意性极大，借入随意，退回也随意，只要领导一句话就行。

    相对来说，挂职、轮岗、交流都比借调规范，在《公务员法》中，规定的公务员交流方式只有3种：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借调只字未提。正因如此，《公务员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告诉记者说：“在借调的问题上，希望各地能够真正贯彻实施《公务员法》。”

    要分析借调，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广泛存在的流动方式———挂职。同样是“帮助工作”，在制度建设方面，如果用田径赛场上的万米长跑来比喻的话，挂职已经是发令枪响后起跑了，而关于借调的制度设计还站在起跑线上没有动。

    而且，挂职相比借调，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衍生出了上挂、下挂、平挂、外挂等不同实现形式，而借调只能上借一条渠道，不能交流。这种只上不下的流动方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更重要的是，挂职锻炼不管是在党的组织系统还是政府的人事制度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合法合理的存在依据。按照人事科学院一位学者的总结，借调只是在实际的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这套规则被借调者本人、原单位与工作单位三方都很熟悉。也正是这种“规则”，造成了借调人的合理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所在。

    2008年，第六轮机构改革揭幕，在这次以大部制为核心的改革中，新机构“国家公务员局”格外引人注目。借调能不能在新机构正式运作后列入议事日程，不管是清理还是进行制度化、规范化，都值得期待。王运宝 徐浩程

    借调变迁史

    借调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机关工作人员流动方式，颇具中国特色。如果从时间上进行追溯，中国古代官场上就存在借调现象。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党中央就从各个解放区借调干部到延安工作。比如八年抗战时期的1944年，为了迎接中外记者延安访问团，周恩来与负责具体接待领导工作的杨尚昆，就从各个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大建设，借调干部在各个地方都普遍存在，后来关于借调的一些规则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不过，都没有具体的文件，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

    70年代末开始，文化战线借调搞创作，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一直到80年代中期。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教师一直是被借调的主要群体之一。其主要原因是被借调者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党委、政府办公室，文字材料的写作是重要内容，而教师正好具有这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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