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建成开业的工贸大厦，成为当时全市第一座高度超过100米的大楼。记者 毕克勤 翻拍

张文亭说：创办工贸中心，就是为闯一条改革新路。记者 毕克勤 摄

    入档理由

    工贸中心全称“工业品贸易中心”，它是当年重庆解放思想、批发改革、为全国商业提供的一份样本：上世纪80年代，重庆工贸开创了中国批发改革的先河，引起全国反响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但自工贸大厦这座当年全市第一高楼建成后，就再没翻过身。其成败得失，对今天我市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和扩大开放，还有怎样的教益？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也需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多年前重庆工贸为探索发展新路奋斗过，今天，我们该如何继续高举当初“杀开一条血路”的旗帜勇闯新路？从工贸身上，我们还能汲取什么？

    这正是本期“重庆珍档”所要探寻的。

    现状

    当年第一高楼如今一人留守

    “工贸到了，工贸到了！去南山、鱼洞方向的乘客请在这儿转车！”4月3日，阳光明媚，南岸工贸车站熙熙攘攘。

    “在重庆主城区，如果问10个市民，有8个知道工贸车站在那里，但如果问工贸中心，可能没几个晓得。”原工贸中心办公室主任彭子悟有些自嘲地对记者说，“工贸这个站名，还是我1989年花3万块钱，从公交公司买来的呢！”

    快20年了，站名依旧，但工贸中心叱咤风云的光荣早已沉沦为梦想。

    距站牌只有百把米远的工贸大厦，曾是我市第一高楼，它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80年代，首开中国批发改革先河，成为全国商业改革的风向标，如今却繁华褪尽，整幢大楼颜色灰暗、颓态明显。

    1985年，彭放弃了晋升中学校长的机会，毅然投身商业。让他黯然神伤的是，就在工贸左右，南坪会展中心、浪高凯悦等后起之秀如雨后春笋，“我们的大楼成了摆设，惟剩站名了！”

    穿过昏暗的大厅和蜿蜒的走廊，记者颇费周折地找到了大厦“留守处”。总经理李华康坦陈，“从严格意义上说，如今工贸就只剩我一人了，外面的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聘用的。”李介绍，“其实我不是工贸人，是市商委派我来收拾残局的，只管清理债务、处置职工信访等。”

    重庆工贸自1984年成立后，长时期保持着四五百人的规模，最辉煌时达到七八百人，这些员工都哪去了？“都分流了，工贸从2004年4月12日改制，次年3月30日职工分流全部完成。”原工贸中心法制办主任朱亚民说。

    李华康介绍，如今工贸大厦仍在运行，主要有宾馆、写字间和娱乐城租赁等。

    “工贸大厦是重庆商业技改的一个产物，修这座当时全市最高的大楼，就是为了搭建大型的物流贸易平台。”市商委原企管处处长赵晓东称，“以技改推动技术进步，任何时候都没错，但关键是资本金该谁投入？这是当时所有国企的一个死结：明明叫国有企业，但国家又没注入资本金，企业靠贷款搞技改，完成后往往是死路一条。”因此，业界借用了川东民间的又一句“寓言”：丁丁猫（蜻蜓），咬尾巴，各人吃各人，“其结果就是找死嘛！”

    原市一商业局局长王敬先认为，但工贸中心为什么会从红极一时到盛景不再，个中教训值得总结。

    辉煌

    写进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新中国成立以来，享受如此殊誉的只有鞍钢和工贸

    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每一个原工贸职工，说起当初的光荣，无不感慨万千。“我是放弃了公务员身份投身工贸的。”原工贸职工朱亚民说，“我从渝中区商委主动要求调工贸，正因为看到它有广阔前景！”

    1983年8月，时任市一商业局局长的张文亭，开始媒划创办工贸中心，“那时重庆刚刚试行城市经济综合体制改革，市领导肖秧同志要求我们为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大胆闯一条路子。”曾是徐向前麾下八路军385旅老战士的张文亭以敢打硬仗著称，“接受这个任务后，我们首先是解放思想，从商业批发寻找突破口。由于封闭的流通体制在我国已实行了三十多年，突破禁锢非常困难，我们就紧紧抓住开放批发这个核心作探索，利用朝天门商储公司的一幢仓库作试点，于1984年1月10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业品贸易中心。”

    最初的工贸中心，由市一商局下属的7个工业品专业站（司）各自派员组成，设立百货、文化、纺织、针织服装、交电、五金、化工7个交易厅，实行开放批发，打破了原一、二、三级站的传统模式，厂商、产销直接见面交易，减少中间环节，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一个惊人创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商业走的全是这样一条路子，但在当时，重庆已迈开了先驱性的一步！”

    “我们当时的口号很响亮：批发全方位开放，人不分公私，地不分南北，谁都可以来买，谁都可以来卖。”彭子悟说，“这一口号后来得到赵紫阳的肯定。进场客户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议价，自由交易，当时全国只有重庆工贸才有这种开放的经营。”

    全新的产销模式，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也使工贸中心从创办之日起就受到广大工商企业的欢迎，工厂把贸易中心视为信得过的伙伴，“生意一下就做活了，记得当时四川染料厂、脱硫厂几次把最紧缺的商品交与我们优先选购，我们也为重庆油漆厂销售了近千吨油漆，以至于当工厂渡过困难后，主动拿出2万元给中心以补贴。”重庆衬衫厂则通过工贸这个平台，先后引进新买主70余家；川棉一厂、热水瓶厂、洗涤剂厂和18家针织服装厂，也在工贸平台上打开了销路。

    从1984年到1986年，工贸中心先后接纳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000余家工商企业前来设点，商品成交总额逾10亿元，组织全国性、地区性交易会20多次，成交总额逾4亿元，常年经营商品达3万余个，“1985年我们还主办了首届川东8地市商交会，万、涪、黔、达（县）等涌来几千个商家，摊位从东水门摆到了朝天门，那场面，真是火爆！”回忆当年盛况，彭子悟不无感慨。1985年，工贸还举办了西南五省六方首届商品交流会，成交达2.5亿元，“后来高层的四省五方经协会议，就是借这个思路发展起来的。”

    工贸现象迅速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其时，国家正在探寻改革的突破之路，重庆工贸的异军突起，引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的考察，工贸先后接待前来参观考察的中外代表团1200余个，代表近三万人次，欧、美、日等一些著名报刊，也先后用专版隆重推介重庆工贸中心。

    “贸易中心好！这样的商品流通体制很不错。”1984年3月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亲临重庆工贸视察，并给予高度赞扬；随后，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贸易中心”充分肯定和鼓励。“新中国成立以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企业只有两个，一个是鞍钢，另一个就是工贸。”研究法律的朱亚民对此不无自豪。张文亭回忆，“当时，国家层面对贸易中心非常看好，中央政治局的5位常委中，除了姚依林，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都来过工贸，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两位副主席也来过。”

    从此，“工贸”这一改革产物在全国推开，所有大中城市都建立起工贸中心，朱亚民说，“除对批发改革的探索外，工贸中心还贡献了中国会展经济的早期雏形。”

    前景

    老员工至今坚信：5000万元就能起死回生

    出了名的工贸要壮大，却掣肘于朝天门的有限空间，“因此，修大楼成为共识”。

    在市领导的指示下，市规划局很快在南坪给工贸拨出一块土地，并在大楼附近规划了酒店、停车场、公交站等配套设施，力图将该地段打造成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品贸易集散地。当时国家商业部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技改资金900万元，还主持设计了工贸大厦。1985年底，规划面积3万平方米、总高度103米（21层）的重庆第一高楼破土，不到3年就修建完毕，1988年开业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来剪的彩。”彭子悟说。

    “当时扬子江酒店还没建成，工贸大厦作为全市第一座高度超过100米的大楼，成为城市的一个新地标。站在21楼上俯瞰，四周田园青青，隔江对望的渝中半岛，还比我们矮了半截。”彭子悟说。

    兴奋还没过去，问题接踵而来：由商业部设计院设计的大厦，结构上竟先天不足！

    一是楼层缺陷：按商业部的构想，整个大厦的每一层都按展厅设计，21层楼共设计了19个小展厅，加上裙楼主展厅，大厦的功能全部用来承办大型交易会。

    二是电梯缺陷：整个大厦只有4部天津电梯厂的电梯，每部容量20人，4部同时开动只能运送80人，“一个交易会动辄上万人，因此电梯运量远远不够。”朱亚民说，客户上不去，楼上展厅根本没法用。

    三是周边配套缺陷：原先规划的周边配套设施，如餐馆、宾馆、大型车场等并没有建起来，加上当时南坪交通不便，工贸大厦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

    尽管如此，工贸大厦自建成后，仍陆续举办了全国百货展销会、全国邮票展览会等多次大型展会，“客商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因此一直到1990年，工贸还有200多万元利润。”但此时，另一个重大危机浮出水面：沉重的负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利息加上复息，我们的负债由6000万累计叠加到1.4亿元，企业已资不抵债了！”工贸中心最后一任总经理陈德超苦不堪言。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四放开”改革在重庆广泛推开，工贸赖以成功的经验被所有批发企业效仿，“我们很快失去了特色，加上人脉、口岸、资金、货源都比不上那些创建了几十年的大型商贸企业，债务又重，企业雪上加霜！”

    王敬先用“生不逢时、先天虚弱、后天营养不良”14个字，来概括工贸由盛转衰的实质，“所谓先天虚弱即大厦结构不合理，后天营养不良既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但最关键还在于它生不逢时：工贸虽说开了全国批发改革的先河，但它毕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当时的外部环境还远没达到预期的自由开放程度，工贸的发展受到各种条条框框乃至思想观念的束缚，使它的商品聚合、辐射优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当然，工贸也想了很多办法以求生存，多次碰壁后，有企业想收购它，如沱牌集团的整体兼并，但市商委提出必须缴纳3000万元收购金的要求，最终“吓”跑了沱牌。陈德超认为，“工贸如果真被沱牌兼并了，也未必说得清它的前景。”

    那么，工贸的前景究竟在哪里？“如果有人愿出5000万，工贸就能救活！”彭子悟和朱亚民都坚信这一点。可5000万从哪里来？今天，当南坪周边每一幢高楼都显得生机勃勃时，曾为商业批发趟过破冰之旅的工贸大厦，难道只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了吗？

    全国工贸中心

    只剩重庆一家

    记者从国家工商总局网站上获悉，曾红火一时、散布全国各地的工贸中心，包括京津沪穗宁蓉等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如今全部注销了，目前全国内唯一仍然注册在案的，只剩重庆一家。

    工贸大厦的命运

    2005年底，工贸大厦的改造提上议程。南岸区曾传出消息称，拟拆除21层高的工贸大厦，在原址新建一栋180米高的地标性建筑“南坪之巅”，与国际会展中心配套。

    但是，南岸区规划分局副局长张锦波日前对记者明确表示，目前只对工贸片区作了控制性规划，至今并没接到任何文件或书面申请称要炸掉工贸大厦，因此就没有做重建高楼的任何规划。

    工贸大厦的命运究竟如何，主管单位暂无明确表态。

    ■记者 张卫 陈林 实习生 张运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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