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新区城市新貌
陆上石油钻井架
远眺天津港
摩托罗拉在此，生产全中国1／4手机；丰田在此，生产全球近10%的丰田汽车；欧洲空客在此，组装欧洲大陆之外的首架空中客车……美、亚、欧巨头在此云集，世界500强在此投资219家企业。
她的崛起让世界瞩目。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渤海湾灵魂———天津：搏出一个滨海新区
记者曾立 郭晓静
2008年3月17日，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前一天。
天津，得到一个期盼良久的喜讯———《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复。这份文件被视作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新特区”的身份认定。
“来之不易啊！”天津代表们感言，没有痛定思痛的思想解放，没有坚持不懈的敢拼敢干，哪里有今天的滨海新区！
敢：坚定不移引进摩托罗拉
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总结———“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丧失机遇的错误不能犯。”天津人用实践证明，惟有敢为天下先，才能抓住机遇突破发展的“瓶颈”。
1984年，天津市中心区以东，渤海湾西岸旁的盐碱地上，占地33平方公里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诞生了。
这是天津的荣耀———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
与广州、大连等其它开发区相比，天津开发区的基础条件最差。在盐碱滩上建基础设施非常困难，当时国家给开发区贷款3.4亿元，其它开发区可以做很多事情，天津开发区却全扔到了地里。
“招商引资也很困难，可以说是饥不择食。”时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叶迪生(后任天津市副市长)回忆，当时什么企业都招，自行车、制鞋、制风筝———
“1987年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令我激动万分的是那是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打来的。”回忆当年，七旬老人依然兴奋不已。“李铁映问我，摩托罗拉想到中国投资，但必须是独资，你那里行不行？”
叶迪生心里一沉———按当时规定，外商在中国投资只允许以合资、合作方式出现，不允许独资。
然而，作为海外归侨、电子专家，摩托罗拉的份量，叶迪生太清楚了。
机遇来了！敢与不敢抓住？
风险和责任可想而知！
叶迪生紧握话筒，短短一两分钟，说不出的煎熬。然而，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竟然一口答应：“可以！”
敢于承诺，就必须践行！从此，天津开发区开始与摩托罗拉艰难的谈判。
天津开发区先为摩托罗拉预留土地，又为摩托罗拉开出“绝不停电”的保证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也许只有中南海才敢有这样的保证。
为抓住机遇，叶迪生和当时天津市市长李瑞环频繁地跑北京，为摩托罗拉争取独资政策。“引进跨国公司，会不会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当时国内争论的焦点。虽然各职能部门依然不开口子，但天津同样每天都在准备。
1992年春，邓小平二次“南巡”，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独资办厂。
获知这一好消息，叶迪生第一反应就是拨了一个美国长途。大洋彼岸，接电话的是摩托罗拉董事长罗伯特·高尔文。叶迪生激动地告诉对方：“赶紧过来注册！”
罗伯特·高尔文连连追问：“真的吗？”
5年努力，天津开发区终于迎来了摩托罗拉。
当年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投资1.2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全球轰动。摩托罗拉也成为进入我国的第一批外商独资企业。
摩托罗拉来了！还吸引了三星、三洋等跨国公司相继落户天津开发区。这片盐碱地成为每平方公里工业总产值350亿元的“热土”。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不敢：等待让机遇擦肩而过
破“旧”与立“新”，是一种观念的冲突；等待与创造，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思想的解放不可能一步到位，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天津人的阵痛证明，看不见的思想禁锢，是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的天津，也曾错失良机。
那是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开发区，看到盐碱滩脱胎换骨，成立刚刚两年的开发区吸引了几十家企业，老人非常高兴，挥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对一个地方如此殷切勉励，通读《邓小平文选》三卷，只在他考察深圳特区、确定上海浦东地位以及南巡讲话时才有过。
老人还说，“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然而，随后几年，虽然也在发展，却不尽如人意———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至1992年，天津的GDP年均增长6.5%，大大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还不如很多内陆省份。
同是1986年，1500公里之外的温州，温州商帮异军突起，整个城市处于创业的激情之中。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正上演经济神话，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0%，几乎是天津的5倍。
同是1986年，1000公里之外的汉城，正忙碌地准备奥运会，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远不如天津的韩国首都，已完成基本现代化。2000公里之外的东京，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当年，日元比美元升值40%，处于日本经济神话的最高峰，把曾是东北亚最大工商城市的天津甩在了后面。
为何天津没有趁势而上，加快发展呢？
就是因为没有“胆子大点”，所以没有实现“发展快点”。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邢春生实事求是地告诉记者，“一方面受财力的限制。观念保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老直辖市，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天津人的思维定式，“北方经济中心”的光荣历史，在无形之中成为“等、靠、要”的资本。开发区的牌子一挂，“两眼向上”的惯性思维却没有扭转。
“开发区”这块牌子，对天津而言，似乎既高兴，又遗憾。如果高兴自不待言，那么遗憾的又是什么呢？
“当时，大家认为，但凡重大经济改革举措，必须要得到中央首肯，开发区的威力似乎没有特区大，为什么天津不能争取政策成为‘特区’呢？”邢春生说，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设想！然而，为了这一个设想，天津一等就是8年！随着优势与积累日渐老化、消失，很多矛盾开始逐渐显现，下岗职工开始越来越多。
天津改革开放的步伐落后好几年。这成为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
没有计划与没有出路，谁更可怕？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天津，分明是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敢：自我主张自费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轨迹表明，任何资源基础、政策扶持乃至地理区位等等客观条件，都无法与人的意识与观念相匹敌。天津人的探索证明，惟有打破固有模式，另辟蹊径，才能异军突起，创造机遇。
痛定思痛，天津出台转变命运的重大决策。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形成“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和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形成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呼应的格局。
天津重塑发展新引擎。
滨海新区最初的规划350平方公里，包括天津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和汉沽、塘沽、大港一带。
那一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112.3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08.03亿元，外贸出口只有5.9亿美元，远远落后于深圳和浦东；其GDP仅仅是浦东新区的45%，深圳的19.8%。
虽然滨海新区完全是天津市的自我主张、自我命名、自主建设、自我发展，没有名分，没有任何先行先试权。然而，天津敢作敢为，很多困难都迎刃而解。
100亿元现金，变成泥土，填进大海，换来23平方公里陆地。值不值？
答案：投入100亿，招商引资1200亿，值！
1996年，美国陶氏化学公司设想在中国北方建设化学工业基地，首选厂址就是目前临港工业区的所在地。然而，项目最后并没有放在这里。“大工业所在地，往往与港口紧密相连。”临港工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寇杰说，当时这片滩涂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2003年春，滨海新区毅然启动临港工业区开发建设，规划面积150平方公里，需要填海造地80平方公里。
“反对的声音很强烈。”寇杰说，很多人认为填海造地成本太高，亏本。在一无资金、二无政策的情况下，临港工业区只有顶着压力，白手起家。
“填海造地成本确实很高，截至目前仅付给挖沙船的费用就高达39亿元。”寇杰说，但它所带来的效益却无法估算。通过挖泥填海，航道得到清理，港口也成了深水良港。“过去，这下面都是淤泥，只能停靠2000吨的小船。”寇杰介绍，如今，临港工业区的港口已变成了深12米的人工港，可停靠2万吨巨轮。
截至目前，临港工业区的招商引资项目累计达35个，其中世界500强10家，3家企业单项产品世界第一。17个项目已签署投资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200亿元，其中百亿元以上的龙头项目就有5个。
待2010年80平方公里陆地建成后，这里将成为一座现代化海上化工新城。
在这块曾被海外专家批为“绿化死区”的盐碱地上植树种草，成本比澳大利亚进口的纯羊毛地毯还贵。种不种？
答案：种！如今滨海新区处处是花园、绿地，仿佛是一个花园城市。临港工业区更有一片长4公里、宽500米的“森林”，号称全世界化工区最大的绿化带。
软件的优化远远没有硬件的改变那样简单。要彻底丢掉衙门作风，建立速度、效率与服务意识，需要更新观念的系统工程。
一句口号，成为新区的办事准则———“项目是生命线，投资者是帝王”。一定程度上，它与当年深圳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同样振聋发聩。
工作人员的习惯用语，从“不能办”换成“怎么办”，只要投资者进了门，只要条件符合，通常情况下，外资不超过8天，内资不超过3天就可以领到营业执照。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高级副总裁戴丹利对滨海新区的评价是：务实、高效！
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社长李基泰说：“每次来这里都是回家的感觉。”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社长渡边捷昭认为：“这是一座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城市，发展前景广阔。”
十年间，滨海新区GDP以年均20%以上速度增长。
2003年，滨海新区GDP达到1046亿元，为浦东新区的65%，平均增长率高出浦东3至4个百分点。
2004年，滨海新区GDP达到1323亿元，为浦东新区的80%。
2005年，滨海新区工业总产值3996.7亿元，超过浦东新区。
敢：努力赢得国家意志
有为才有位。天津人以自身的努力赢得国家意志，以更大的激情跻身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2004年3月3日晚9点40分，北京华润饭店。
叶迪生在一份提案书上郑重签下名字，严肃地说：“这是天津市最重要的提案，所有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都在上面签字了。”
此时，北京城的另一端，位于公主坟附近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天津籍全国人大代表此次开会驻地，同样一份提案上，44位代表也慎重地签下名字。
此份提案，即是《关于请国务院批准天津市滨海新区整体发展规划的建议》。
“事实上，天津的‘特区梦’从未放弃。但是，只有自身发展了，才有说话的底气。”邢春生告诉记者。
天津的提案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2004年4月，政协组成考察团，先后两次就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进行专题调研，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在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中的作用》的报告。
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规划和建设好天津滨海新区，不仅关系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从这一年5月起，国家发改委已经开始介入指导滨海新区的“十一五”规划方案，方案几易其稿，最终将滨海新区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北方对外开放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这时的滨海新区，面积已经由原来的350平方公里，扩大到2270平方公里。
有为终于有位！2006年6月5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下发2006年“20号文”———《国务院关于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这时的滨海新区，面积已经扩大到2270平方公里。
文件明确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的北方对外开放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城区。”
滨海新区，终于从自费发展的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路资本云集滨海。
2006年6月8日，空客A320飞机中国总装线落户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新区成为全球第四个航空制造基地；
2006年6月26日，中石化投资260亿元，国内最大规模的单套乙烯装置、年产100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工奠基；
2007年9月，国防科工委与天津市签约，备受瞩目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落户天津滨海新区；
2007年，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至2364亿元，3年增加1000亿元。形成了电子信息、石油开采及加工、海洋工业、现代冶金、汽车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制药和新材料等七大主导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从1995年的8287元，增加到2007年的37184元。
天津人以自身的努力赢得国家意志，以更大的激情跻身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天津感言
百舸争流敢为先
文/曾立
结束了为期一周的采访，走在滨海新区高楼林立的街头，看着这里每一块水泥地、每一棵树、每一座厂房、每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广告牌，都强烈地震荡着记者的思绪，它们仿佛无时不在诉说一个道理：“敢”与“不敢”大不同。
无数事实证明，曾经的辉煌，既可以化作自励的动力，也可以变成前行的包袱。正如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笔下的古老印度，历史重叠着历史，遗迹覆盖着遗迹，最终使荣耀化为枷锁，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曾经，当天津占据改革开放的先发地位，这座东北亚最大的工商城市，却没有像深圳那个小渔村上的人们，撒开脚丫子勇往直前，无奈“沉舟侧畔千帆过”。
是什么导致了崛起中的曲折？无疑，是“敢”与“不敢”的犹豫与等待。
所幸，天津人审时度势，最终迈出了果敢的一步，快马加鞭，重新掌握了上升通道以及前进的节奏，掌握了城市发展的主动权。
其实，正如天津被视作渤海湾的经济引擎；重庆，也被视为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
十年前，重庆被定为直辖市，一年前，重庆获批“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然而，冷静下来解剖自己，我们的发展，在获得突飞猛进的同时，是否真正敢于抛弃所有的陈规陋习？是否敢于走出定向思维的条条框框？我们的发展路径是否有破茧而出的创新？
也许你会说，“比起十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诚然！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远一些，视野更大一点，就会发现，我们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我们背负的旧观念还比较多。
当贝多芬呐喊“扼住命运的咽喉”，当马丁·路德金高呼“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他们依靠的是自己果敢的气魄而非其他。重庆要实现“314”总体战略部署，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只能靠突破的意识和自己爬坡上坎的坚韧与努力。
百舸争流敢为先。让我们勇敢地抛掷了空幻、胆怯、麻木与唯唯诺诺，轻装上阵，一步步踏实了梯坎前行，去拥抱光荣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