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无土栽培温室。
杨凌农业博览园。
杨凌田园山庄。
当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的1997年，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陕西杨凌，开始了一场农业教育和科研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博弈。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解决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生存问题———
“杨凌在中国农业科技改革示范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冲破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制的桎梏，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路。”4月2日，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体制和机制上的改革创新，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先进的生产力。”
教学科研改革：
杨凌冲破旧体制的桎梏
据《史记·周本记》记载，4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杨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杨凌，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上世纪30年代，于右任、杨虎城在杨凌创办了国立农林高等专科学校。解放后，国家先后在这里设立了10所农林院校和科研机构。杨凌，聚集了500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被称为中国的农科城。
可是，杨凌的10所农林院校和科研单位，分属教育部、农业部、水利部、中科院、陕西省等5个“婆婆”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里，5000多科研人员在这里进行科研，虽然也出了不少成果，但多数成果都是停留在论文阶段，在成为教学、科研人员评定职称的本钱后，就“与世隔绝”了。1996年，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这里考察时，发现就连与这些科研院所一墙之隔的杨凌农民，也享受不到这众多的科研成果，于是，将其称为“灯下黑”。
这种僵化的体制，使大量的科研人才外流。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安宁说：“最多时一年就流失了近200名科研人员。”
199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杨凌设立副省级的省部共建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其任务就是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制进行改革创新和示范。
“这是中国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改革的第一个机会。”示范区成立伊始就从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岗位调任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的张光强说，“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和机制的真正改革是从这里起步的。”
改革，首先从教育和科研体制开刀。
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把杨凌地区的10所科研院校和科研单位，合并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大学，进行资源的整合，开展“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探索。
这个涉及到不少人利益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坦诚地说，我当时的思想也不通。”安宁说，“我当时是西北农业大学的副校长，合并后，把我安排到职业技术学院任党委书记，感到自己降了格。”
“思想不通、对改革有抵触的并不是少数。”张光强回忆说，因为这场改革涉及到学校和科研单位至少数百名处级以上干部的位子。但随着改革的进行，大家逐渐有了认同感。
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李华是这场改革中的亲历者。1986年，年仅26岁的他，作为在法国学成回国的第一位中国葡萄酒学博士，来到当时的西北农业大学，筹建了葡萄酒学院。
“这是我最热爱的事业，可在示范区成立之前，我也想离开这个地方。”他说，“旧的教育科研体制，制约了我在科研和事业上的发展。”
而这场改革，不仅把他留了下来，更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合并后，学校首先围绕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建立，开展了一场思想大解放的讨论。”李华说，以前，教师对“产”的理解就是办校办产业。通过大讨论，统一了认识：这个“产”，不是校办产业，而是农村经济，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这个大产业。教育和科研都要围绕这个“产”来进行改革，以建立能促进这个“产”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思想观念的更新，加快了体制改革的步伐。学校确立了教学、科研、推广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办学理念。对合并后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及资源进行整合，主动承担起了学校科研成果推广的责任，通过科研、推广的过程，反过来促进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
这种“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新体制的建立，促进了教学和科研的同步发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中心主任张改生教授对此感受颇深。他说，通过合并，把其他几个研究所的力量整合后，从事研究和推广的力量成倍增强，以前各自为政的远缘杂交、染色体等研究项目，实现了强强联合。科研设备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加上科研与推广实现了一体化的对接，这几年来，科研项目从省级提升到国家级，而且每年都能出国家审定的品种2-3个，省级审定品种4-5个。成果的转化率也大大提高，过去从一个品种出来到大面积的推广，需要近5年的时间，而现在只需一两年就进入到大面积生产。
“体制和机制，在解放思想中不断改革、完善。”张光强说，以前大学评职称，发表论文是一个硬条件。因而，导致不少老师和科研人员把精力主要花在实验室里，为写论文而出成果。而一旦论文写成发表，就不管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了。
在思想解放中，他们认识到这是体制存有的缺陷，便大胆改革，在学校设立了“推广教授”职位。对搞推广达到一定成就的人，就不从发表论文上进行考核，而直接评聘为“推广教授”。此举，调动起了广大科研推广人员的积极性。
农科推广创新：
杨凌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
农业大学培养农业科研人才，科研单位出科研成果，省、县、乡三级农业推广服务体系负责推广。这是我国沿袭了几十年的“三驾马车”式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
“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拥有先进技术和成果的人没有推广的任务，而负责推广的人又没有技术和成果，两者处于分离状态。”张光强说，“这种体制，阻碍了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迅速进入农业生产中。”
在改变这一状况中，杨凌进行了创新探索。
2004年开始，杨凌示范区开始创新一种“在政府推动下，以农林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西安市阎良区合作，由地方政府划拨一定的土地，建起一个现代化的甜瓜试验推广基地，开展甜瓜新品种选育、无土集约化育苗、病虫害综合防治、间套等八大核心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这个推广基地由首席专家杜军志领头，创建“10+10+10n”的示范推广方法，即西农大10名专家，加甜瓜产区的10名科技推广人员，相互结合，组成10个示范推广小组，建立100名重点示范户，每个示范户带动辐射100名种植户，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推广网络。至2007年，示范面积达到1364亩，辐射带动5.9万余亩，示范推广增加的效益达4380万元。
这一全新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启动以来，已与20多个地市政府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建成了35个与地方区域产业紧密结合的农科推广基地，引进、推广了40多个农牧新品种和100多项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养了2000多名农业基层科技推广人员，培训农民100多万人(次)，产生经济效益240多亿元。
除这一新的推广模式外，还进行了多元化推广模式的探索。
每年一届的杨凌农业高新技术和产品博览会，也是农业高新技术和成果推广的一种创新方式。
“是农高会让我掌握了养兔的先进技术，办起了这座年获纯利50多万元的獭兔养殖总场。”记者走进建在杨凌五泉镇毕公村的一养殖场，主人马劳尔介绍起了他的成功之路。
一次，马劳尔到杨凌农高会看热闹，在特色养殖展区，无意间发现了獭兔这一新品种和养殖新技术。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引进品种和技术，办起一座养殖场。
不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学院教授刘富柱到他所在的村推广新技术，正好与他的养殖场“对接”。在刘教授的直接指导下，他从农高会上获得的信息和技术，很快就成为他致富的“金钥匙”。
“农高会集聚了全国的先进农业科研成果和技术，农民在会上可以像赶集一样获得先进、适用的成果和技术。”安宁说，每年有130多万人参加农高会，其中90%以上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通过农高会，他们还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建立起合作交流的平台。
此外，杨凌在农业科技的推广中，还创新了“传帮带”的科技入户模式、以点带面的品牌突破模式、技术集成的基地模式等多种推广模式。
不管哪种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专家的实验室与农民的需求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加快了科研成果的转化。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农业科研成果中，只有20%左右进入生产中，而杨凌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已达到47%。
科研成果示范：
杨凌在开放中改变中国传统农业
杨凌很小，只有22平方公里。
杨凌很大，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出的科技成果已示范推广到全国，甚至走出了国门。
国家设立杨凌示范区时，给了一个任务：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全国进行农业科研和推广的示范。
在示范上，杨凌也从机制上进行了大胆改革。
2006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到陕西白水县建立一座苹果实验推广站，由学校的苹果种植、土壤学、食品学、农村经济学等专家组成一个团队，把苹果种植、加工、经销等需要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行组装，由专家团队带到白水县，进行示范推广。
在白水县，专家团队通过示范果园1000余亩，示范基地1万亩，指导县乡两级农技人员150余名，培训果农1.4万多人(次)，使最先进科技成果迅速运用到苹果种植中，仅两年，就把18项先进的苹果种植技术推广到农民中，使全县的苹果年产量从38万吨增加到52万吨，亩均增加收入500元以上。
这种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建实验示范基地的示范机制，使杨凌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在开放中走出了杨凌，走向了全国。
至目前，杨凌已在全国16个省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150个，引进、推广国内外良种1700多种，培训农民400多万人(次)，推广农业实用技术1000余项，推广农林作物良种2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受益农民5000多万人，每年科技示范产生的效益超过60亿元。
-观点集纳
中国设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生存问题。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杨凌示范区通过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功能较为齐备、设施较为完善的现代农科城。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农科教、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初步形成，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创造了有利于吸引人才和对外合作的良好环境。
———原国务委员、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
杨凌示范区在改革中经历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一是实现了由比较偏远的农科乡到农科城的转变；二是实现了农业科研体制由条块分割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转变；三是实现了由农业科教基地到农业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的转变。———陕西省省长袁纯清
杨凌的成功，是因为杨凌的科学家和杨凌人创造了一种“杨凌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心系黄土高原的情结，一种扎根于黄土高原的优良品质，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态度。只要继续努力，传承“杨凌精神”，在杨凌可以作出世界性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
-杨凌感言
创新体制和机制是关键
在农业科研基础上，杨凌与重庆有诸多相似之处：杨凌有西北农业科技大学，重庆有西南农业大学(现已合并为西南大学)；杨凌被称为中国的农科城，重庆荣昌也在建中国畜牧科技城。
可是，重庆的农业科研成果在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走向全国中，与杨凌相比，有着较大差距。
差在哪里？差在体制和机制上。
在体制上，杨凌已经建立起“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新体制。而我们，还处于“大学培养人才、科研单位搞科研、农业服务体系搞推广”的旧体制上，教学与科研处于相互脱节、相互分离的状态。
这种旧体制，使我们虽有众多的科研成果，但难以迅速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上。以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和重庆畜牧科学院为例，这两家畜牧教育和科研单位虽然同处荣昌，但由于体制上的分离，教学与科研难以有机地结合起来，更不要说“产学研一体化”体制的形成。
在机制上，我们与杨凌相比，差在了没有把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与推广连接在一起，迅速地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去的有效机制。
目前，我市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健全的，人员是充足的。除市、区县有较高层次的推广专家外，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健全，每个乡镇至少也有10名以上的农业推广服务人员，多的有六七十名。可是，这样庞大的一支推广服务队伍，由于缺乏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与基层农技推广直通的机制，导致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素质难以提高，先进的成果和技术出现断层。
体制，激活生产力；机制，把成果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应是我们向杨凌学习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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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公司”大显威力
“只要全中国都使用了胚胎移植，不增加畜草种植面积，不增加养殖头数，全国的牛奶和羊肉总产量就可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4倍。”记者在杨凌科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访时，总经理高羽飞以肯定的口气说，“这项技术成果，给中国的畜牧业生产带来了希望。”
这项科研成果的推广，借助的是“成果+公司”的模式。这个模式是由成功地克隆出世界首例体外克隆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涌创造的。
2001年，手中已掌握了10多项国内领先的科研成果的张涌，用成果作为股份，与一位投资老板合伙，创办了杨凌科元生物工程有限股份公司，自任董事长，并首先把胚胎移植成果技术推广应用到畜牧业生产中。
“成果+公司”的推广方式是：公司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引进最优良的荷斯坦奶牛、红安格肉牛等品种，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引进无角道赛特绵羊、布尔山羊、莎能奶山羊等品种；然后用胚胎移植技术，把这些优良品种的胚胎移植进中国传统的奶牛、山羊身上，产出的仔就成了优良品种。
“别看这一移植换种，可使产量和质量发生很大的变化。”高羽飞说，以奶牛为例，目前国内农民饲养的奶牛，一头牛年产奶一般只有3.5至4吨，而通过胚胎移植的奶牛，年产量可达到13至14吨，是原有的4倍。
普通山羊宰杀出来的胴体肉，一般只有13至15公斤，而胚胎移植后的布尔山羊等优良品种，可达到50至55公斤。
农民从这一成果的推广中能获得多大的效益？陕西省武功县农民杨三民，办了一座牧场，饲养的70头黄牛，通过胚胎移植后，一次就产下了60头牛犊，其中42头是产奶的奶牛。一头优良奶牛仔的卖价为2万元。而如果不经过胚胎移植的话，产下的母牛仔，每头只能卖600元左右。
“目前，我们已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进行了6万余头奶牛、1万多头肉牛、10多万只山羊的胚胎移植。”高羽飞说。首席记者罗成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