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好，欢迎做客新华网重庆频道。提起中国三峡，人们会不由自主想到长江著名的三峡风景区、三峡大坝水利工程、还有就是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关注的三峡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在长江三峡这段200多千米的水域中蕴藏了大自然赐予的神奇瑰宝和人类历史上遗留的璀璨文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先生，就三峡的文物发掘保护与大家进行交流。非常欢迎您王馆长。

    王川平：谢谢。

    主持人：首先我们想请王馆长帮我们介绍一下三峡文物保护的情况。

    王川平：三峡工程上马以后，按照《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重庆库区的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部内容涉及到752个项目，其中506处是地下文物保护项目，246处是地面文物保护项目。到今天为止，大规模的三峡文物保护从（地下）发掘到地面保护工作，大部分已经基本完成。现在正准备的是5月18日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开馆。当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世界上唯一的水下博物馆选择国际博物馆日来开馆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三峡文物保护工程集中抢救发掘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最大规模时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王川平：按照保护规模，重庆库区一共要发掘的是120多万平方米，现在我们已经超额发掘完成了。最艰难的时期是2000年左右，因为要赶在（三峡）135米蓄水之前（完成），所以我们每年要发掘20多万平方米。这样来说，当时一年的发掘量是我们重庆考古界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所以国家文物局调派了全国的考古力量。我那个时候经常说的西到青海，东到上海，北到黑龙江，最多的时候是90多只考古队同时在重庆工作。

    在整个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当中，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批准了我们发掘的经费，我们现在来算总帐大概就是动态的10个亿，当然也包括重庆地方上的投入，

    这样一来就从财力上基本保证了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需要。现在我们一说几个亿好象不觉得怎么样了，（虽然）现在中国好像很有钱了，（但）当时中国的财政非常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一项大的基本建设工程（仍）拿出这么多钱来保护文物，所以我在国内外讲课的时候，我就反复讲三峡工程是一个闻名的工程，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政府）在财力不宽裕的情况下拿出大量资金保证了三峡文物保护的需要。

    主持人：刚才谈到三峡文物保护工作量这么大，三峡文物考古和保护分为几大部分，又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王川平：三峡文物（考古和）保护分两大类，一种是地面文物保护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张飞庙、石宝寨，这些（文物）是在地面上的。一种是地下考古发掘部分，就（是）埋藏在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的手段来保护的。

    在地下这部分又分为ABCD四个等级，第一类就是发掘面积比较少，文化含量比较低，虽然文化信息量不太重要，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要解读它。A类是最高的（等级），最高的（A类）我们是尽可能多的发掘，所以在考古发掘当中我们是大大的超过了规划的量和规划的等级，用我们现在手中的资金尽可能多的发掘，目的就是为了留取更多的历史信息。经过考古发掘以后，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完成了126多万平方米，另外我们还完成了1000多平方米的考古勘探。打探洞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下面的（文物）是什么时代的，实际上每发掘十个平方米，有一个平方米就在勘探，最后再优选一个。

    主持人：在抢救发掘文物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运用一些科技的手段或者一些先进的方法，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事例？

    王川平：应该说在考古发掘中，我们（运用）最多的还是地层学，但是在三峡库区（抢救发掘文物）里面，我们大量的运用了包括核磁共振这样的技术，尤其是把DNA技术运用进来，并且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风气，就是（参加）三峡考古发掘的（工作者）都有义务从骨骼上面提取DNA，而且从事DNA研究的部门和单位也让成果大家共享。这个在以前的考古界是很难做到的。以前在考古界大家都把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希望同行知道。这次我们开了一个（好）风气的先河，而且能够用上的技术基本上都用上了。当然三峡文物保护最大的新技术的利用是在白鹤梁（保护工程），建成水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用国家文物局单局长的话来说就是涉及技术含量最高，动用工程技术门类最多的一项工程。在全国来说都是一项很难的工程。举例来说白鹤梁里面一盏灯，使用的光芯，是一种新的发光技术，都是用的中国最前沿的技术放在白鹤梁的照明工程上，甚至国家标准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需要来制定的，你可以想象大量的新技术在三峡文物保护当中得到的利用。

    王川平：三峡文物保护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关注的大事。我们都知道三峡工程上马以后在国际上形成一个热点，比如说人权问题，环保问题，文物问题，文物很快就成为一个热点。它既是三峡工程当中一个难点，也是三峡移民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已经成为一个亮点。三峡文物保护成为三峡移民工程的一个亮点，这应该说是全国文物同行共同努力成为一个亮点。 比如说现在我们建立了三峡地区的新时期文化序列，如果错过三峡文物保护新时期文化序列就没法建立了，并且配合到其他的考古工作，这个（新时期文化序列）跟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有关，但是不完全依赖，因为旧时期的文化序列也基本建立了，这种在学科建设当中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错过了这个时候就根本建不起来了。我们现在就能知道三峡地区人类怎么从204万年（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在全国来说也算是三峡地区做得比较细致的，（人类经历）旧时期，新时期一步步走到现在。这在学术上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大家都比较关注白鹤梁、石宝寨这些重点文物保护方案当中是从多少方案当中选出的这个最终方案的？

    王川平：我先说张飞庙，张飞庙选址的时候争论非常大，一部分说就移到县城这边来，建成一个公园，向市民开放。从当地的利益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关键是张飞庙的价值，它的文物的核心价值。张飞庙是建在老县城的，它依托高山面对大江，和县城隔江相望，而张飞庙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高山大江衬托了张飞。忠诚度也是它的核心价值之一，如果转了一个方向，朝东开了，那就违背它的初衷了，就把张飞庙的品质降低了，把张飞庙的核心价值给降低了。所以为了保持这样一些价值，提出的迁建方案，现在还是修建在（县城）对面了，门还是朝向城东方向，并且迁完以后还是像旧的张飞庙一样。文物保护就是应该修旧补旧，当时光是选址争论起码是三年以上，记得（争论）最厉害的时候重庆市所有领导到了云阳去，云阳委托这些领导回来教育我，一定要（迁）建到县城这边来，多数领导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你要支持云阳"，但是实际上我们起的作用，一个就是把北京、全国专家的意见和云阳沟通，把专家的意见变成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意见。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做解释的工作，而张飞庙核心价值是我的归纳，我的总结，但要让老百姓也能接受。后来云阳县的老百姓接受了。当时就说交通不便，我说根据云阳的发展，你可以考虑修桥。现在是桥也修了，一个新镇（建）在对岸，对这个县城本身的人口压力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后来说地质灾害，张飞在造福云阳，现在的张飞庙安然无恙。

    主持人：尊重历史。

    王川平：尊重历史。这仅仅是张飞庙。说起白鹤梁，那时候基本是讨论一个（方案）否定一个（方案），直到最后的一个方案。当时我们已经急了，水（如果）淹上来了，我们水下施工作业就不能进行了，所以一定要在蓄水前完成水下的建设，我们是在抢时间啊！现在用的这个方案是第四个方案，实施了以后，现在看来我们为白鹤梁的保护（工程）构造了完整的保护空间，为它的展示营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随着进一步的调试，它将越来越清晰的展示在人们面前，以前只能在枯水季才能看到的白鹤梁，现在常年都可以看到。为什么我非常骄傲，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水下博物馆？我们实际上是代表人类在做第一次试验，这次试验就表明了我们可以把我们水下的一部分遗产保护得非常好。也让它尽可能的展示好，变成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文化。

    主持人：三峡地区至今取得了哪些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涉及到哪些年代？有没有对长江流域文明的进一步发现？

    王川平：我刚才说了旧时期文化序列，新时期文化序列，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说为探寻"巴人之迷"提供了手段，积累了资料。我现在不敢说我们是接近了巴人之迷，因为后面的研究还更多，现在我们疲于奔命满足（白鹤梁保护工程）与蓄水的要求，水一直赶着我们在跑，很多考古发掘的报告现 在还没有出来。我们现在从三峡地区的旧时期，新时期，商州时期的历史（了解到）这里面就包含了一部分早期巴人的历史，也进行了（巴人历史）资料积累和研究的前期工作，另外对三峡地区秦汉时期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比较清晰了，再往后的社会那就是考古的手段，由于后来的文字比较普遍了，所以对（研究）历史上的作用，考古的手段就是增加了实物资料。你说重大发现，比如我们这次通过三峡考古发现就确定了涪陵的小天心就是巴人王室的墓地，我们下一节有详细的资料证明，以前一、两个墓葬不能说明是王室的，只能说是一个王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巴国王室的墓地，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王城在哪儿，我们下一步就要寻找巴国的王城。水淹了以后还能做什么工作？我们在后续三峡文物保护当中，利用现有的条件，开展寻找巴国王城这一幕。因为我们知道175米毕竟是海拔比较低的地方，而人类的活动不可能随着175米而结束，把很多高处和低处的结合一起来寻找，这样（就会）开拓我们的视野。再比如说忠县的汉阙，这个汉阙的发现搁在哪个地方都是一个国宝，现在因为四川重庆汉阙多，大家不觉得怎么样。更何况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一个汉阙背后是一片墓地，是一个家族的墓地，这个家族可能就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将军。这个墓地现在考古发掘已经结束了，下一步的研究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课题。其中还有意思的他的墓葬里面出了叫花氏的一袋珠子，我在当地问"这里有没有姓花的？"结果村民告诉我还有姓花的。现在把考古结合社会研究，后面的课题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但拿到了汉阙，还发现了一大片墓地，这个对于我们解剖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是很有意思的。

    主持人：那么对于三峡工程来说当文物保护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各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王川平：说实在的，三峡工程提出上马的时候，文物保护立即就提出来了，因为三门峡（工程提出）的时候，文物保护工作就是立即就出来了。所以 1992年国家文物局就组织（专家）进入了重庆，应该说我对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就是）从那次开始，对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全方位的了解也从那次开始。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三峡文物保护作为支撑，这个工程将会被世人咒骂为脸面工程。刚才我说了三峡工程上马，文物保护工作是一个热点，现在我们把热点变成亮点，重庆文物考古工作能迅速的进入状态，本来是巨大的压力，压迫我们朝前奋斗，现在我们考古队伍和考古事业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文物（研究）工作上，我们跟其他三个直辖市没有太大差距，说谦虚一点大家都可以一起做。并且我们利用这次机遇，抓住这次机遇建立了以三峡博物馆为标志的三峡博物群，（并且）我们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会有一个"后三峡"时期到来，三峡博物群随着"后三峡"工程，以及随着移民工作即将结束，在"后三峡"工程的工作里面对三峡博物馆群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正在和同志们一起致力于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应该这样说，三峡工程给三峡文物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重庆抓住了这个机遇，迎难而上，发展了重庆的文物事业。同时三峡的文物保护也支撑了三峡作为文明工程的一个形象，也为三峡地区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在学习科学发展观之前，从90年代开始我们反复在库区宣传的是三峡的文物是三峡地区不可多得的，不可再生的资源，现在这句话正在付诸实施。

    主持人：那我们做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初衷是什么，作为考古角度来说可不可以说不发掘也是一种保护，被发掘出来和没有发掘出来的文物各自的利弊是什么？

    王川平：像这么大一项工程那是必须发掘，不发掘那是失职了。只有少量的消落区今后可能会不断的处理，水位涨涨落落，冲刷出来以后还是要发掘的。所以我认为不发掘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责任所在。埋在地下的那种保护（方法），应该看（文物在）哪个地区，我们平常不主动发掘，如果它没在三峡（蓄水区）就在那儿埋着，过若干年我们（可以）再来发掘，现在建成三峡水坝，水位提高了几十米，水浸泡以后改变它的环境了。所以我认为（不挖掘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失职了。

    主持人：三峡地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最终获批的预算经费是多少？实际需要经费又是多少呢？

    王川平：最初（预算）是有争论的，文物部门要求19.4个亿，工程部门同意的是3个亿，这是开始讨论的时候。我最记得后来朱镕基总理有一句话：19亿多了，3亿少了，现在花掉的钱大概接近19个亿，包括地方投入的。现在国务院三峡建设办公室他们拿出来（的资金）基本相当于3+19除以2，当时朱镕基总理说了这个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加减平均。实际上现在由三峡总工程，国务院三峡建设办公室他们拨出来的相当于是这个数目，加上各地方政府投进去的，比如三峡博物馆重庆市人民政府渝中区人民政府投进去的，包括这些加进去（资金总额）实际上相当于19个亿。

    主持人：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当中肯定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的？

    王川平：最大的困难是时间。因为说实在的，在其他地方考古和文物保护不可能面临着水一直赶着你在走，因为你到2003年135米（蓄水完成前）必须完成，再过一年多（蓄水）156米，（蓄水到）156米还没稳定下来，（又蓄水到）165米，现在是（蓄水）175米。说实在时间是我们最大的压力。在其他地方可能是钱，但是在这个地方比钱更大的压力是时间。你想1800多个亿，三峡工程，包括我们经费在内，移民等所有工程一共是1800亿，这么巨大的投资下去，不可能为了等你的考古发掘停在那儿。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奢侈。所以我们千方百计的调动力量，千方百计的组织我们自己的程序和组织来满足蓄水的要求。这是这么多年以来，从97年开始我们最基本的一种工作思路，首先满足蓄水的要求。在满足基本要求的情况下，我们超额完成了保护工作，另外比如说白鹤梁（保护工程），因为没有尝试过，在这之前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种种技术难题需要一个一个的攻关。对待时间问题我们严格实行倒计时，每减少一天，目标就得往前走一步，严格的倒计时，这么多年，说实在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我都是在倒计时下过了17、18年了。所以头发是为它而白。就像白鹤梁参加评估院士来了7个，院士来了就说你们多大的项目（需要）这么多院士？我说对不起我们这个项目的意义不一样，还有两院院士，于是他们欣然的都批准同意这个项目。所以它是靠它的文化的魅力来吸引人，像我们干这个行当的也是（因为）历史的魅力和文化的魅力吸引我们。

    主持人：首先我们谈谈我们锁定的三峡库区多大的范围来进行勘探和考古发掘，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的发掘工作呢？

    王川平：首先是淹没线以下，就是175（米蓄水线）的，加上2米的风浪线，再超得太多了人家不拿钱了。在这个以下我们首先进行的是调查，考古调 查，文物调查，文物普查，地下有哪些地方会埋藏有祖先的遗产遗物，地面的（调查）好办一点，这儿曾经建过什么东西，或者曾经发现过什么东 西。这样就制定了ABCD的等级，因为考古工作必须到现场去，通过简单的一些手段，比如一些地面样品的提取，一些钻探，确定范围，然后再根据内涵确定它的等级。是这样一个办法来制定，全国的专家参与了这个工作，在重庆直辖以前就已经在进行了。

    主持人：目前为止出土的三峡文物一共有多少件？

    王川平：现在这是一个动态的数据。现在我只能说超过15万件。其中珍贵的，我所谓的珍贵的要能达到三级文物以上，珍贵文物应该超过1 万件。上等级的我们就叫珍贵文物，同时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实物资料，光是忠县来说它有90万（考古实物资料）。那都是在手上的实物资料。

    主持人：是哪个时代的？

    王川平：新时期的，更多的是商州时期，3000年左右的，可能多的会是汉代。另外还有大量的，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比如）我们的照片，录像资料，声像资料，因为我们考古发掘最后要求要交的就是记录，就是发掘过程的记录，图象资料和文字资料。那个也是上10万件，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份量不亚于实物，只不过在民间觉得实物值钱。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了哪些考古研究的成果呢？三峡出土的文物哪些价值比较高？

    王川平：三峡出土的文物学术价值高的还是要回到刚才说的新时期文化序列，旧时期文化序列，另外巴人文化，这是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价值高的是巴人的文化，汉代的文化，世俗的价值也高，汉代的文物以及巴人的文物价值也比较高，甚至包括唐代的，汉唐的（文物价值）都比较高。

    主持人：其实这都是有价值的，不应该有区别。

    王川平：对，因为有些学术价值是在专业里面看。现在我们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到2001年，2001年以前发掘的我们都已经出了科学发掘报告，今后有几百本考古发掘报告，精装的，一年三本，那个（报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今后全世界的同行主要是靠它们来研究。另外就是学术性的报告也会陆续再增加。因为在这之前首先满足学术的要求，以后学术的东西逐渐逐渐会增加，并且后期三峡移民，我们会制定40个左右的课题，然后让全国的同行来研究。

    主持人：三峡博物馆针对这些文物做了哪些关于三峡文物的展览呢？

    王川平：现在我们从三峡库区里面调拨了3000多件，一种是等级比较高的，二级以上的，另一种是用于说明重庆和三峡地区历史不可回避的东西，调集了3000多件，主要是两个展览，一个是壮丽三峡，一个是远古巴渝。我们现在可以自豪的说，以前重庆有些所谓的学者在怀疑哪儿来的一个巴文化，（认为）就是我们这些搞考古的人在那儿倒腾出一个巴文化，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他，在三峡博物馆里面我们做得巴文化（研究）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让全国的同行，我记得以前广西的文化厅长在三峡博物馆看了出来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以前大家确实没法看重庆的文化，现在站在三峡博物馆看了以后站在这里谁敢小看重庆。我刚才说了以三峡博物馆为首的三峡博物馆群，就是三峡博物馆为首，后面还有一群小兄弟，在三峡里面还多着呢。这个博物馆群就是几十座，每个县得有一到两座，每个县里面地面文物搬迁保护的房子丰富一下就是一座博物馆，有些遗址本身就是博物馆，博物馆的概念很宽广的，美术馆是博物馆，公园也是博物馆，其中现在的三峡文物博物馆就是它的亮点之一。

    主持人：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在咱们中国考古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川平：我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说它是空前的，（是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最高峰的时候一个季度中有90多只队伍在重庆库区工作，当时在重庆全部考古队伍有100多只，集合了中国所有有考古专业大学的力量。有一段时间，有的考古队伍以没到过三峡为憾。我爱用那句话"三峡考古工地是新时期的考古移情"。这正好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样探索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路子？（三峡考古发掘）这个探索是很成功的。用青海省原考古所所长的一句话，就是"重庆的三峡文物考古管理，让中国的考古文物管理提升了一个档次"，这个人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他是参与了重庆库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差，我知道他们春节都不回家，大家都说来是为支援和奉献，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操守让大家要来投入到三峡文物保护当中，春节都不回去。我知道他们春节都不回去的时候，我本人和我的同事会去慰问他们。所以我们对发掘出土品的管理，考古发掘报告的管理，经费的管理，花到什么程度，给你多少钱都有合同限制。对地下考古发掘建立起监理制度，这是在全世界都没有的，重庆首创。

    主持人：你刚才一直在讲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一直是在跟时间赛跑，那么三峡蓄水之后我们文物抢救工作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王川平：你问得非常好，我现在正在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制定后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三峡大坝建成，移民搬迁，移民安稳致富的问题，现在是搬得出已经完成了，安得稳，逐步能致富。三峡库区的社会开始转型，三峡文物（保护）同时也要转型，转向后期三峡文物保护。我们后面的工作主要有这么几项，一个是对发掘出来的文物进行修复、研究、收藏、展示。这是一个大项。另外对消落区的文物，那个水（位在）145、175（之间的）要反复排查，这个文物对它进行抢救保护发掘，这个要跟上。因为毕竟咱们再这么拉网式的状态，毕竟也不是100%。另外三峡文物保护建立博物馆群，对于博物馆群的建立，三峡文物保护既为博物馆群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一个县几万件文物发掘出来了，你要研究展示收藏它。另外对一些全淹的现场，我们希望不能由于环境的改变而把人类的记忆给丢失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部分技术，我们希望对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一部分保护的东西也作为文物遗产博物馆，这个就包括了非文化遗产一起进入。我们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不是说挖几个东西就行，而是要让历史的信息传下去。局部淹的县城是建文物类的保护，是历史类，是这么一个概念。另外一些（建）遗址类这样的博物馆，另外也鼓励民间建立博物馆，实际上现在奉节（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建了两个都是民营的博物馆，我们也（正在）制定政策，随着三峡旅游线升级成为国家重点旅游线，鼓励在旅游线建民间博物馆，建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但更多的应该是研究和展示。

    主持人：刚才也谈到了三峡文物保护从难点到热点，再到现在成为三峡工程的一个亮点，三峡考古发现给三峡地区带来了什么？

    王川平：90年代我们到三峡去（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时候，当时大家还不太重视，现在就非常重视了，主要是给大家宣传（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不可替代的资源。特别是要认识到它是文化的生产点，在这个地区它的文化生产点，脱离了老祖宗，文化（的发展）从哪里来，这个理念上大家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各地也能比较正确对待历史文化进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二个这部分保护的东西本身也成为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比如现在包括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也好，也包括他的其他点，比如云阳它有11处文物要搬迁，那个地方它也做得很好。这方面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区域发展的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极大的丰富了长江三峡作为长江文明的最华彩的乐章这个内涵。对于长江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发源地，这种认识从70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讨论，讨论以后当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老百姓还是认为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随着三峡文物保护，下游有河姆渡，上游有三星堆，人类文明在这儿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要说人类的发展中国最早的就是三峡，我把它叫做东方人类的摇篮--三峡。那么就丰富了长江作为东方人摇篮的这么一个概念。而由此带来的人口的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布局，两百万年，170万年元谋猿人，巫山人跟界时人仅仅就是一面山的距离，并且宣传了长江文明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文明跟黄河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跟黄河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所以在去年奥运会期间，三峡博物馆创意的长江文明的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从7月20日开展一直到残奥会结束，接待了70多万人，在奥运会期间展览到北京去，并且联络了长江一线的十几个考古所和博物馆，十几个省市联合举办。抓住这个机遇，抓住奥运会这个机遇向世界推介长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着三峡博物馆在民间普及长江文明的概念，让民间更加认可了长江文明跟黄河文明同样重要。

    主持人：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创下了多少世界先例，这些工作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工作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呢？

    王川平：这个我还真没有认真的想过，但是我在想。根据我的直觉，世界上投入的专业工作者最多的是文物保护专业人员，这是肯定的，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投入经济也是最多的，虽然埃及的尼罗河有一件就投入了1亿美元，但是中国方方面面加起来，刚才说的接近20个亿，应该是说投入最多的。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水下博物馆也算一个。整个三峡文物保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其它的我还不敢多说，（但它）是最大最多的唯一的。应该说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但是我负责任的说，和负责任的向这项工程来说，三峡文物保护的投入表明中国政府是负责的，中国政府对这项工程是负责的，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经验应该把它总结出来。不知道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要用争论耗去很长的时间，我们耗了几年的时间去争论，这是一个遗憾。实际上后来南水北调已经做得很好了，南水北调全套引用了三峡考古发掘的全套管理模式，他们专门到重庆来学习，学了以后全套照搬，三峡文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是有意思的。三峡文物保护的成果需要巩固。比如说搬迁过来以后，张飞庙过几年它肯定要维护，如果过了几年以后我们不维护，从03年到现在已经是6年了，再过几年到维修的周期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正常的管理程序。不要说这是国家的文物应该国家文物局拿钱，它应该进入正常的管理程序，到时候这个房子又开始破烂了，没钱修了。我们就希望这些经验应该上升到制度上面去，给三峡文物以可靠的保障。这是我觉得应该总结的。另外一个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培养了两代人，因为从事保护本身已经20年，因为92年之前实际上在大坝区已经开始了，所以已经有一代人乃至两代人，我希望通过三峡文物保护所形成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优良品质得以传承。虽然我们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干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多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还是值得传承的。（我们）可能是一群不识时务的人，但就在这样的时代就干成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考古发掘（队伍）到重庆库区来，我们给的是民工的钱，而真正的专业工作者的钱我们没有给，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肯定专业工作者是发挥重要作用的。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制度能够传承下去，因为想完全用钱是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这方面也应该好好的总结和传承。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进行到这里，在这里让我们为所有参与到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的所有的考古工作者们致敬，

    也感谢今天王馆长做客我们新华网重庆频道。感谢大家。

    王川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