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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 “我有幸参与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

  不同版本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著名作家黄济人。(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黄琪奥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重庆日报》头版刊发消息《作家诗人到驻军某部慰问采访》。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重庆日报》先后发表文章评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尤其是署名小潭的《依时顺势 弃旧图新》书评,引发市民热议。

  核心提示

  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于1982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著名作家王蒙曾评价此书“参与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大合唱”。

  黄济人回忆,收集创作素材时,杜聿明讲的一个细节令他印象深刻:“杜伯伯告诉我,当时公安部负责战犯管理的凌云曾针对他写的材料说,不能单纯地写淮海战役中自己所犯的罪过,还需要如实描述自己如何在昆仑关与日军展开血战。淮海战役加昆仑关血战才叫杜聿明。也正是听了这番话,杜伯伯回去对宋希濂讲,他是在那一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一次勇闯“禁区”的文学创作

  11月26日,记者来到了黄济人家中。

  黄济人祖籍重庆江津,1947年生于北平(今北京市),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作协荣誉主席。

  “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这本书,我只能算是一个‘失败者的后代’。”黄济人说,父亲黄剑夫是黄埔军校学员,曾任国民党第16军师长、第76军副军长,1950年在四川阆中率部投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也曾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政协工作,1969年去世。特殊的家庭经历,使黄济人青少年时期遭受了不少磨难。

  1977年,30岁的黄济人通过高考进入内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彼时,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国文学迈入了新时期,人们从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获取“春天的讯息”。黄济人也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

  一场追悼会的举行,悄然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8年5月,我父亲黄剑夫获得平反,并在江津补开了追悼会。”黄济人回忆,追悼会上,他见到了舅舅邱行湘(曾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在洛阳战役中被俘,后获特赦)。提及往事,舅舅谈到了自己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十年岁月。言谈之间,舅舅没有丝毫牢骚,更无怨恨,甚至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等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心存感激。

  那一次谈话,触动了黄济人。

  那一刻,一个念头突然涌上他心头:撰写一部国民党战犯如何被共产党改造后洗心革面的大书。

  当年暑假,黄济人开始了自己的素材收集之路。他节衣缩食,东进南京、上海,北上北京、天津,手持舅舅的亲笔信,叩开了二三十家当年战俘的家门,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几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

  但当黄济人将自己的意图告诉这些长辈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他。特别是黄维,他告诉黄济人:“你不要写,那些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

  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拒绝黄济人,而是把他当子侄后辈一般接待、聊天,需要什么资料就给他提供。两个月之后,黄济人回到内江师范专科学校时,手中已有了丰富素材。

  接着,他躲在学校简陋的寝室里奋笔疾书。一年后,25万字的报告文学手稿完成,黄济人给它取名《功德林》。

  可,书稿往哪里投呢?

  一个人生中最聪明的决定

  “回想整本书的创作过程,除了我舅舅邱行湘提供的线索外,最该感谢的当是时任公安部有关领导的信任和支持。”黄济人说,正是通过他们,他才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

  黄济人回忆,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杜聿明讲的一个细节令他印象深刻:“杜伯伯告诉我,当时公安部负责战犯管理的凌云曾针对他写的材料说,不能单纯地写淮海战役中自己所犯的罪过,还需要如实描述自己如何在昆仑关与日军展开血战。淮海战役加昆仑关血战才叫杜聿明。也正是听了这番话,杜伯伯回去对宋希濂讲,他是在那一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当时,我的内心相当震撼。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如此评价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令人动容。”黄济人说,考虑到自己写的是国民党战犯改造,写作中牵涉很多政策问题。在1979年完成初稿后,经过反复思考,他将文稿和一封说明自己身份以及创作初衷的信,一同寄往了公安部。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公安部的回信。“信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稿件,几位领导同志都传阅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时隔多年,黄济人依然对那封公安部的回信内容记忆犹新。

  “现在想想,当时把初稿寄到公安部,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聪明的事情。”黄济人说,在当时的背景下,估计没有哪个出版社敢接纳这样敏感的选题。

  1979年9月,黄济人来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那时,我才知道,1978年,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被释放后,迫于生活,在美国出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书,书中混淆时间,提到中共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过程中涉嫌虐待,在海外引起不良反响。”

  “恰恰此时,公安部收到我的书稿。”黄济人回忆,凌云副部长与他交谈时,认为他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他的作品不是在讲理论,而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战犯改造的心路历程,文章很好看。

  “公安部领导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黄济人说,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他得以查阅当年战犯们写给毛主席的感谢信原件等,让作品更有说服力,“凌云副部长还建议,标题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更响亮。”

  一场媒体助推的思想解放之潮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日报从上到下思想活跃,在选稿用稿上不拘一格。”重庆日报原副刊编辑刘子茵回忆,当年重庆日报有“山花”“两江潮”等文化副刊版面,“山花”倾向于本地化、市民化,深受读者欢迎;“两江潮”在全国文艺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关注文学艺术发展,《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书评,就发表在文艺评论栏目里。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让我有幸参与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黄济人说,这本书的出现,不仅让他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也为他后来创作《崩溃》《哀兵》《征夫泪》《重庆谈判》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自从1982年出版以来,已先后再版了11次,并被翻译成英、德、日等多种语言,还被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胡守文就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曾在黄济人面前大段大段背诵《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精彩内容,进而说服黄济人在该书出版30年后,写出了下半部作品。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纪实文学之先河。”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表示,不仅因为黄济人勇闯“禁区”,首度对国民党军官形象进行了正面描写,而且其写作手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对后来的重庆纪实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陈川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的纪实文学从最初的一枝独秀变成了现在的百花齐放,“重庆的作家们突破了传统历史观的束缚,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历史的细节,创作出《红色掌柜》等一大批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在更好呈现红色文化的同时,也让读者们了解了关于那段历史的更多细节。”

  真实的力量

  黄琪奥

  “给你20分钟时间吧,我下午要参加个会!”拨通黄济人先生的电话,表明想要预约采访后,一个操普通话的男中音灌进了我的耳鼓。

  面对我的采访,他曾几度陷入沉思,往事徐徐展开,依然激动人心。事实上,那天下午,采访黄济人先生用了2个多小时。

  第一次听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是在2014年。彼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那长长的书名似乎有点不太好记,我却对夜班编辑老师说到此书时的眉飞色舞印象深刻。于是,我记住了作者黄济人这个名字。

  这次采访前,我仔细阅读了这本厚厚的书,也被书中的精彩内容深深吸引。

  杜聿明、黄维、文强、沈醉……随着大量资料的解密和出版,今天我们能看到各种版本的相关书籍,对他们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亦能客观对待。但如果时光倒回40年,谁有勇气公开说出他们的功过呢!

  那年,三十出头的黄济人义无反顾,勇闯禁区,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国共产党改造的心路历程。

  当年,为什么这本书能够出版?在那样的年代,是哪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本书?

  带着这样的疑问,伴随着采访深入,我的疑问被一一解答。

  纵观《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创作过程,其实都透露出思想解放的印迹:父亲平反后的那次迟到的追悼会,让黄济人有机会聆听舅舅邱行湘讲述接受改造的故事;恢复高考,让黄济人能顺利走进大学校园,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

  正如黄济人所说,与其说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成就了他,更不如说是那个时代成就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毕竟,如果没有那场思想解放,按他的话说,现在也许他就是一名退休老师。

  今天回头再看这部作品,它的成功在何处?黄济人说,这本书之所以被时代记住,至今依然有它的价值,是因为真实,他用文学手法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他们。

  而对于我来说,此次采访过程,让我再一次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初思想坚冰融化的过程,再一次感受到真实的力量。

编辑: 李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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