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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报告》是一座富矿需要持续不断地研究

  “仔细阅读《重庆报告》,我们不能不为革命先辈的科学、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折服。”周勇对《重庆报告》做了详细解读。

  周勇称,《重庆报告》披露,“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这种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于是,在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之前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8月成立于上海,但重庆组织在1920年3月就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了。

  “这批先进的重庆青年具有远见卓识。”周勇介绍,《重庆报告》称:“我们的组织分为四部分: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出版部。”“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他们更有强烈的“走出去”意愿,一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二是“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他们还非常务实,提出要“改善人民的处境”,提出把“发展工业”和“建立红军”两项计划作为自己的任务。

  周勇认为,《重庆报告》证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它地处中国内陆,自发产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提供了时间、空间、创建的新证,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研究这份近百年前的历史档案究竟意义何在?它给当下又有怎样的启示?

  对此,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说:“从史料价值看,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和早期组织史的珍贵史料;从思想价值论,这份报告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及其规律有更深入的认识。”

  “研究《重庆报告》,特别是它正式列入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史料陈列,意义非常重大。”李蓉认为,“这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全面了解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及其活动,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都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对重庆乃至国内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学者们的长期努力终于得到了承认。”

  “《重庆报告》入列中共一大议程,就确认了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肯定了重庆组织与中共一大是直接相连的关系,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这一运动版图上西部地区的空白。”周勇认为,重庆组织既是国内发现成立时间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重庆报告》又是中共一大会议文件。“这是重庆革命前辈最为重大的历史贡献,更是今天全体重庆共产党员的无上荣光。同时也是重庆党史工作者应该始终不渝、持续不断、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舍身为国、公而忘私的家国情怀,蕴含着共产党员在前进道路上所不能忘记的初心和方向,这种精神应该代代相传。”李蓉建议,应该对重庆和四川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立项研究,对《重庆报告》做持续深入的研究,例如,加强对共产国际刊物和共产国际新闻通讯刊物的研究,组织专家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即原苏共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

  “《重庆报告》是一座历史内涵十分丰富的精神富矿,除了研究报告本身以外,还可以找到一些佐证材料。”邵维正称,因为历史久远,亲历者基本不可能在世,但可以从他们的儿子、孙子那里了解情况找到佐证,进一步挖掘史料。

编辑: 李海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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