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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老红军、老党员渠吉堂:虽然退休,但党员身份永不退休!

  四月三日,垫江县烈士陵园,渠吉堂老人与群众交流。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渠吉堂老人万元“特殊党费”收据。首席记者 谢智强 翻拍

  人物档案

  渠吉堂,男,1921年7月生于河北省宁晋县北河庄镇中孟村。1937年4月跟随同村青年董梅子到山西加入抗日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渠吉堂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1949年6月随二野十一军九五团进军西南后,先后担任酉阳县龚滩区区长、酉阳县人委农业科科长、酉阳县联社监事主任、酉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65年4月渠吉堂调任四川省东印农场(现重庆市垫江监狱前身)任副场长直至1981年离休。

  得知记者要采访,渠吉堂特意穿上胸前挂满勋章的军装,挺直腰板坐在沙发上看新闻。看到记者进门,连忙起身:“欢迎,欢迎……”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看不出已有98岁高龄。

  客厅左边的书架上,精心保存的一张1万元的收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我们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交特殊党费的收据。”渠吉堂的老伴冉懋梅笑着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不久他们又交了1万元特殊党费,收据暂时还没拿到。

  渠吉堂笑呵呵地从柜子里拿出自己的回忆录说:“我听力不大好,边看边讲嘛。我老伴也晓得不少!”

  翻开红色封面的回忆录,渠吉堂的故事从“打鬼子找饭吃”开始了……

  把生日定在7月1日

  1921年,渠吉堂出生在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个村子里。年幼时,渠吉堂便失去父母,跟着伯父生活。

  “小时候真的太穷了,我连红苕都没吃饱过。”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渠吉堂没有更多言语,只是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那时,“可以吃口饱饭”成了渠吉堂最大的愿望。1937年春天,16岁的渠吉堂听同村大自己10岁的董梅子说,山西有一支打鬼子的队伍,跟着他们打鬼子有饭吃。

  “我们也去报名打鬼子!”董梅子同意了渠吉堂这个建议。而什么是红军,那时的渠吉堂并不清楚。有饭吃,打鬼子厉害,对老百姓好,这就是他参加红军的理由。

  渠吉堂至今记得见到红军队伍时的情景。“他们驻扎在一座山上,正在吃饭。”渠吉堂断断续续地描述,班长见他俩饿得狼狈,就给他俩各舀了一碗小米粥。

  这一碗小米粥下肚,乐坏了渠吉堂,他缠着班长要求参军打鬼子。

  在渠吉堂的回忆录里,他写道:“后来才晓得,这支专门打鬼子的队伍,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能吃饱饭,而是为了解救广大的劳苦大众不再受压迫,都能吃饱饭。”

  这更加坚定了渠吉堂参加红军的决心。1938年,渠吉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渠吉堂说。

  后来,为了感谢党对自己的培养,不知道自己出生具体日期的渠吉堂在第一次填写履历时,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日这天。

  五块弹片留在肺部12年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渠吉堂胸前佩戴的每一枚胸章,都是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燃烧自己青春和热血的见证——

  从1938年到全国解放,渠吉堂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小战斗几十次。在战斗中他四次负伤,数次受到部队嘉奖,获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勋章各一枚。

  当记者问渠吉堂受伤最严重是在什么战役中时,渠吉堂只是抬手指着自己的左胸说:“炸弹炸的。”

  那是1946年底的甄城战役,渠吉堂已是二野十一军九五团九连连长。他率领连队,在山东陈坡阻击国民党部队。战斗中,渠吉堂始终在最前线指挥连队作战。

  “轰轰轰……”敌机又是一阵狂轰滥炸,渠吉堂刚扔完手榴弹,一枚炸弹就落在了他身旁。

  “轰的一声,就不晓得了。”渠吉堂摆摆手说。这颗炸弹的弹片击中了他的肺部……经紧急抢救,渠吉堂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弹片却一直留在他身体里。

  “那时没条件取出来,他经常一累了就大口大口吐血。”回忆这段过往,妻子冉懋梅眼中有些湿润。她叹了一口气,拉起渠吉堂的手继续说,直到1958年,医疗条件好起来后,老伴才在重庆新桥医院割掉了左肺下叶,取出了在身体里残存了12年的弹片,这才痊愈。

  “五块,差不多黄豆大小。”冉懋梅右手一伸,小拇指和大拇指并拢一掐,向记者比起弹片的大小。她说,取出的弹片带回了家,后来被孩子玩耍时弄丢了,心疼了好久。

  不干实事就不是共产党员

  1949年6月,渠吉堂随二野十一军九五团进军西南。转入地方后,渠吉堂先后担任过酉阳县龚滩区区长、酉阳县人委农业科科长、酉阳县联社监事主任、酉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期间,渠吉堂却因说了三句话,被冠以“三大罪状”——

  “做的就是没有说的好。”他被扣上“否认大跃进成绩”的帽子;

  “不管怎样搞,人民填不饱肚子是不行的。”因为这句话,他又被扣上“对粮食和市场供应政策不满”的帽子;

  “现在检察院的工作这么多,哪有时间去斗这斗那,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他再次被扣上“反右立场不坚定”的帽子……

  如今,回忆起这些,渠吉堂反而笑了起来,话语间满是坦然:“是共产党员就要讲真话、干实事。不讲真话、不干实事就不是共产党员!”

  1965年4月,渠吉堂调到四川省东印农场工作,任农场党委委员、副场长。第二年,随着“文革”开始,监管改造工作受到冲击和破坏。渠吉堂与其他场领导带领大部分干警顶着压力,严守阵地,坚持工作原则。

  “做啥子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讲原则!”这是渠吉堂一生的坚持。即使经历挫折,他也从未放弃自己“说真话、办实事”的人生原则。

  “文革”结束后,渠吉堂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东印农场是我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对这里满怀眷念,退休后也“常回家看看”。

  妻子冉懋梅说,退休后这几十年,老伴常常带自己去看看监狱的新变化。现在的东印农场早已改名重庆市垫江监狱,搬到了垫江县城附近,是一个现代化管理的监狱。

  “真是比我们工作那时好太多太多了,你说是不是!”冉懋梅望一眼老伴说,渠吉堂连连点头。

  党员身份永不退休

  退休后的渠吉堂并没有赋闲在家,坐享清福,而是投身公益,积极为灾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20余万元,缴纳特殊党费2.3万元。

  “我们夫妻俩这点好,想法很一致,所以结婚60多年没吵过架。”冉懋梅说,自己和老伴都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时生活简单,也用不了多少钱,剩余的钱就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些事。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退休呀!”在渠吉堂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党和国家给予了我很好的照顾,我想将多余的钱回馈给社会,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这就是我的心愿。”

  4年前,垫江县杠家镇杠家村一名叫谢宜志的学生,以628分的好成绩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却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读书。“这么好的成绩,不读书太可惜了!”得知情况后,两位老人决定资助谢宜志完成大学学业,当即拿出1万元资助他圆大学梦,并在他大二到大四期间,每学期资助6000元。

  “小谢去年毕业了,在成都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过年还回来看望了我们。”说到这里,冉懋梅声音里带着兴奋,“我们决定今年6月高考结束后,再资助一个贫困大学生,帮助他完成学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到这里,渠吉堂的回忆录也翻到了尾页。他以这样一段话,为自己的回忆画上句号——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安居乐业,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人要常怀感恩之心,要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积极投身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编辑: 李海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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