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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如何走出国门成为世界遗产

  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左)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现场。

  大足石刻宝顶山圣迹池清淤整治工程场景。(本组图片由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

  编者按

  2019年12月1日,是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的日子。这座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是继敦煌之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截至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站在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回顾大足石刻申遗的历程,挖掘大足石刻发现、保护和利用的故事,揭示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就是为了让这处世界遗产焕发出更大的生机和活力。

  今日起,本报推出大足石刻申遗成功20年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12月1日,对重庆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0年前的这一天,远在非洲的摩洛哥传来消息,当地时间上午11时45分,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一致同意将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20年后的2019年,又一个12月1日,大足石刻宝顶山核心景区500米长的山湾里挤满了游客。下午3时至4时这一时间段里,至少有10多个旅行团队、两三百人在欣赏这一瑰宝。

  据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申遗成功算起,截至今年12月1日,大足石刻景区已累计接待购票观众1600多万人,其中外国观众100余万人。

  “这一辈子过得真值得!”12月10日,自称“一个人管了5万多个石头人”的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在家中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至今已81岁的老人见证了大足石刻“被发现”的全过程。“有了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外国游客来重庆旅游第一站大多会选大足石刻。”郭老说,当年申遗成功,为年轻的直辖市增添了一张国际名片。

  发现

  “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1980年2月的一天,在渝工作的加拿大语言学家斯徒尔特来到大足,邀请方是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这位改革开放后首位受邀参观大足石刻的外国人,被石刻之美震住了,在现场大声喊出:“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金矿”的“含金量”有多高呢?现任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称,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石篆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等为代表,现存5万多尊石刻造像,是晚唐至南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丰碑。在此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石窟造像。

  在斯徒尔特来大足之前,这座“金矿”也曾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学考察的序幕。1947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

  1980年4月,大足石刻迎来了第二位受邀参观的外国学者——在四川外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的日本学者石川一成,大足石刻之美同样震撼了这位日本人。回到日本后,石川一成发表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盛赞其在石窟艺术史上的地位。

  1982年10月9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大足县(当时归属四川)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其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认可。

  发力

  申遗大幕上世纪90年代拉开

  1986年,大足石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此前一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1987年,郭相颖从相关文物专家口中第一次听到大足石刻已被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的消息。同年12月,长城等获准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什么?成为世界遗产有哪些好处?郭相颖开始有心收集有关资料,并向专家和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等请教申遗相关知识。

  专家们的回答是,跻身《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需要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较高的保护、研究水平与成果,以及对保存文物有利的环境条件。

  “大足石刻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大,但研究人才和成果欠缺以及环境问题等,有可能成为申遗的‘拦路虎’。”郭老坦言。

  上世纪90年代,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市园林局、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文化局等市级部门和大足县政府相互配合,正式拉开申遗大幕。

  为了给申报提供组织保障,市编委批准大足县文管所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由科级升格为处级,从而让大足石刻的管理机构职能基本健全。与此同时,组织开展了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工作,涌现出《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等学术著作,培养出以黎方银为代表的一批人才。

  当时,宝顶山周边环境很脏,圣迹池中的污水通过九龙浴太子出水口排出,远远就能闻到臭味。

  清淤整治工程在1998年动工。“那年秋天,数百名工作人员一起清理池塘中的污泥。清理好后,还建了雨污分流系统。”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蒋思维回忆道。

  除了清淤外,相关方面还对大足石刻景区内的部分生活建筑进行了拆迁,拆迁总面积达3.19万平方米;完成绿化面积10.46万平方米;新建或整治景区公路12公里。

  多年持续不断的整治,让大足石刻景区面貌焕然一新。

  发声

  “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所有这一切的筹备中,还有一项举足轻重的工作——申报文本的编写。

  “这些宝贝已经在柜子里放了整整20年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郭老从书柜中取出一本深蓝色的“书籍”。

  这本“书籍”便是当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包括遗产辨认、列入理由、描述、管理、影响遗产的因素、监测、文献等7个部分,由黎方银牵头负责编写。

  “当时黎方银还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将这项重任交予他,就是为了将他培养成学科带头人。”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荣誉馆长王川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1997年7月至12月,申报文本五易其稿,经国家文物局专家三次审核,终于定稿。但让黎方银等人始料未及的是,在1998年春节放假前两天,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收到了国家文物局发来的一摞英文传真。

  “原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提供了新的文本格式,这就意味着2/3的内容要重新进行编写。”黎方银说,那个春节,他和同事们一天都没有休息。

  1998年3月14日,文本调整完成。3月15日和16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来渝主持召开专家论证会,文本在会上一次性通过,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8月9日,大足石刻在世界遗产中心成功注册。

  万事俱备,静候佳音。

  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11时45分,在摩洛哥古都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主持人宣布:“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代表团沸腾了!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让代表团成员更是激动不已:大足石刻美术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郭相颖第一时间冲向会场外的电话亭,请工作人员拨通了国际电话,把这一喜讯传递回了重庆。

  王川平接到电话后,悬了很久的心终于落地。他兴奋地喊出:“成了!成了!成了!”

编辑: 陶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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