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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璇:唇耕手耘,在“聋”与“听”之间架起桥梁
 

郑璇在示范手语手势。(李相博摄)

  记者 柯高阳

  中等身高,齐耳短发,红色围巾,郑璇的普通话清晰流畅。若不是她耳朵上戴着助听器,很难把她与“聋人”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郑璇是堪称传奇的聋人。她是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曾担任北京残奥会火炬手,还曾获得“全国最美教师”“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

  但郑璇说,自己没有那么传奇,也没有谁生来就是坚强者和励志者,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经历。她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帮助更多聋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以下是郑璇的自述。

自我和解:“我是一个聋人”

  1981年,我出生在湖北武汉。两岁半时,一次生病发烧后的医疗事故,使我患上感音神经性耳聋,坠入无声世界。

  变故突如其来,父母四处求医尝试了许多办法,病情也未见好转。幸运的是,当时我已经有一些口语基础,康复难度比先天失聪的孩子小得多。

  我爸妈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也不懂教育学、心理学,但他们有个很简单、淳朴的想法,就是希望我能跟其他孩子一样说话、上学。

  他们给我买了助听器,从a、o、e开始每天教我说话、发音,从未间断。我没进过康复中心,父母是我最好的康复老师。记得当时为了方便我跟读儿歌,爸妈还节衣缩食特别为我买了一个双卡录音机,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比较大的支出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读书。一开始吃了闭门羹,直到第二年我的交流能力稍好些了,才终于通过面试走进校门。

  刚进小学时,我诚惶诚恐。上课时不能完全听清老师的话,只好看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有一次老师教大家唱歌,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歌,只好模仿别人乱动嘴巴。回到家后我问爸爸,大家唱的“抱我”到底是什么?他一听就笑了,原来是国歌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为了跟上学习,我只好加倍努力。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就一刻不停地盯着老师的唇形,但是这样也使得我无法兼顾,要“听课”就无法记笔记,记笔记就无法“听课”;连蒙带猜上完课,课间休息时得趁别的同学出去玩的时候借来笔记补抄;放学回家,晚上父母还要帮我“开小灶”,预习、复习功课……

  沟通障碍是聋人的软肋。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坚持自我康复训练,用随身听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反复听辨,自我矫正,然后再录音。那时还购买了普通话考级的培训教材,订阅演讲杂志,口语也慢慢流畅起来。1998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考入复旦大学,将手语语言学作为研究方向,在手语语言学家龚群虎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

  大学里,我还开始学习舞蹈,加入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我一有空就去参加排练,还参加过《千手观音》的演出。那时,邰丽华老师已调到北京工作,但还经常回来指导,我们的《千手观音》就是她教的。排练的时候演员全是聋人,我们可以不要音乐,有个人在旁边数拍子指挥就好,直到最后排练好才配上音乐。到复旦读博以后,我成了学校研究生舞蹈队的队长,除了给大家编舞排练,还担任着领舞的角色。在2009年的研究生毕业晚会上,我表演了3个舞蹈节目。

  现在回想起来,舞蹈给了我表达自我的新路径,也帮我真正接纳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小时候的我说话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加上性格又内向胆怯,根本不敢在大家面前说话。在残疾人艺术团里,我才开始真正学会走入无声世界,去和手语群体打交道。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完全接纳了自己的聋人身份,可以自然地说“我是一个聋人”了。

唇耕手耘:“我是特教老师”

  读博时,我主要是做手语的语言本体研究,但我并不满足于此,非常希望能把研究成果应用到聋教育上面——我想做一名老师,而且要做高校老师。因为在特校是教一个一个的聋孩子,而在高校是一批一批地培养特教老师,他们将来又会去教更多的聋生,我想让更多聋人得到改变。

  2009年毕业时,我放弃了沿海地区的高薪工作机会,也没有考虑其他东部高校,直接把简历投给了重庆师范大学。因为这所学校从2005年起招收聋人大学生,当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聋人高等教育办学点,但师资却相对匮乏。许多人看我放弃留上海的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

  第一次上讲台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事先进行了详细的备课。但面对聋生,我总担心学生能不能看懂我的手语,所以在讲台上常常问他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么?学生们总是笑着点头。好在因为我是聋人老师,和学生们有天然的情感优势,容易打成一片,学生们都比较喜欢听我的课。凭着这份“感同身受”,我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很顺畅。

  海伦·凯勒说:“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与人。”聋教育的中心问题在于沟通。聋孩子常常表现出的一些心理特征,如敏感、自卑、多疑、情绪化,这些都是因为沟通不畅。如果给他们良好的无障碍支持,这些就不是问题了。聋孩子很聪明,有时候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就心领神会。

  作为一名聋人教师,自身的经历让我深深明白,一个特殊孩子的成长、成才是多么艰难,既需要父母尽职尽责的投入,也需要良师益友的指点和教导。所以,我期望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更多聋孩子的命运。我的先生和我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当老师,也会给聋大学生上课。

  特殊教育对我来说是职业,也是事业,给了我很大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学生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全校最受毕业生欢迎教师”,我有幸连续4年当选。

  2016年,我有幸作为中国第一个公派聋人教师,到美国聋校孔子课堂任教。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特教方面的差距,并萌发了强烈的赶超意愿。

孜孜以求:架起“聋”“听”桥梁

  工作十年,我最庆幸的是回顾过往,觉得当初所做的决定依然是基于自己的初心,希望能够架起“聋”“听”间的桥梁,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到更多的聋人。全国有2000多万聋人朋友,这个群体的数目不小,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我除了做教学科研,也在残联系统做一些工作,担任重庆市聋人协会主席、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真正开始直接为聋人朋友服务后,我愈发切身体会到聋人乃至整个残疾人群体的处境还面临不少困难,需要社会的帮助。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改变传统的残障观。

  残障观是提升残障人士社会归属感、价值感的关键一环。传统的残障观是呼吁人们献爱心,同情关怀残疾人群体。而新时代的残障观应是去除人们心中对“残障”的定义标签,构建一个无障碍的社会环境,不过度关注残障人士的短处,让残障人士发挥最大的潜能。唯其如此,才能帮助更多的聋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我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除了听,聋人们什么都能做。”这是美国加劳德特大学首位聋人校长金·乔丹的名言,也是对新时代残障观的诠释。换句话来说,残疾不是缺陷,它是人类生命多样化的特点。

  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对弱势群体充满宽容的社会。聋人和听人的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聋人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的接纳。我不希望聋人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博士,博士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聋人。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服务工作来说话,推动中国手语翻译和聋教育事业。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语言沟通问题,不再是困扰聋人的迷局。无论是使用口语还是手语的聋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无障碍环境,都可以获得最大化发展,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记者手记 让美好发生的人

  采访郑璇时,我一直在试图勾勒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位38岁的聋人女教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个大忙人。联系采访时,不巧她正在浙江参加一个聋校国家课程的教学研讨会。过两天再看她的朋友圈,又去了四川担任手语朗诵大赛的特邀评委。直到她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我们的采访才终于安排上。

  见面时,她又说下午和晚上都排满了课,这次出差回来有30多节课要补。上课间隙,记者和她一起在食堂吃晚饭,她的筷子几次举起又放下,一会儿回复全国各地想报考特教专业的学生咨询,一会儿审核重庆聋协的微信公众号推文……学生们提起郑老师,也说她太忙太累。上课、做课题、编教材、全国各地做交流研讨……占用了太多时间,她几乎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有时见不到她,郑老师就在微信上指导我们,对学生的事是有求必应。”

  她也是细心的。去日本出差,回来时给每位学生都带了礼物。女生收到的礼物是眉笔,男生的则是润唇膏。2019级研究生赵莉是聋学生,有一次校外专家来讲课,她听不太清,郑老师看她表情茫然,就主动做起了手语翻译。

  采访时,说到记者因为跑突发新闻需要常备雨伞、手电筒等应急物品,她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把只有口服液瓶子大小的迷你雨伞:“这种雨伞特别轻便,推荐给你!”难怪同学们戏称她的包是“百宝箱”,里面什么都有。

  她又是极认真的。在记者旁听的一节手语课上,郑璇布置的作业是用手语拍一段小视频,把数字1到10的手势都用进去,然后分组轮流上台展示。有一组学生设计的剧情是:“我失聪后听不见别人说话很伤心,后来戴上了助听器,就开心地笑了。”

  郑璇笑着给孩子们点赞,表扬作业完成得不错。随后她又收起笑容,问学生:“是不是用上助听器,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呢?”她用手语向孩子们解释说,助听器只是让聋人更好地接收外界信息,但更重要的是还要帮助聋人提升语言能力,融入社会。

  课后提到这个细节时,郑璇又补充说,聋人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和提升需要很长的时间,心理调适和身份认同的建立则是更为艰难和漫长的一个过程。

  和郑璇交流,她谈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对聋教育的规划,以及聋人事业还要做哪些工作。看得出来,她是把聋人事业当成了使命。相信因她的推动,越来越多的美好即将发生。

编辑: 陶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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