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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与一段历史的诗意相遇——赵晓梦长诗《钓鱼城》的艺术表达

  文/蒋登科

  诗人赵晓梦用十多年的时间,广泛收集资料、研究历史,反复修改、打磨文本,创作了一部长诗《钓鱼城》。在浮躁风气、应景写作不断蔓延于诗坛的时候,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创作姿态。这部尝试独特表现方式的作品,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并由此打量和反思当下诗歌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同质化、空壳化和粗制滥造现象。

  钓鱼城是一块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城郊嘉陵江南岸的高地,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但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钓鱼城居民借助这块弹丸之地,抵抗来自北方的侵入者,时间长达36年之久。其历史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古代那场持续了36年之久的钓鱼城之战,是宋蒙(元)战争中强弱悬殊的生死决战。成吉思汗之孙、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亲率部队攻城,但“云梯不可接,炮矢不可至”,钓鱼城坚不可摧。蒙哥派使者前去招降,使者被守将王坚斩杀,蒙军前锋总指挥汪德臣被飞石击毙。1259年,蒙哥本人也在城下 “中飞矢而死”。于是,世界历史在钓鱼城转了一个急弯,正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军各部因争夺可汗位置而发生内斗,急速撤军,全世界的战局由此改写。钓鱼城因此被誉为“上帝折鞭处”,南宋也得以延续二十年。①

  钓鱼城的精彩故事、历史蕴含,以及这段历史和这场战争在合川、重庆乃至中国、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最近几年,随着范家堰遗址②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很多曾经被掩埋在泥土之下、淡化在时间之中的历史细节逐渐被披露,钓鱼城进一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许多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也将目光投注到钓鱼城,推出了不少具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新诗的读者和研究者,我读过很多描写钓鱼城的诗文,有旧体诗词,也有新诗,还有小说、散文、赋等等,但在此之前没有读到过关于钓鱼城的厚重的长诗。但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诗歌如果只有短诗,那肯定是不行的,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情感主题是需要篇幅更长的作品来表达的。在以短诗为主体的中国古代诗歌中,有些作品的篇幅还是相对较长的,除了《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叙事性作品之外,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琵琶行》、苏东坡的《赤壁怀古》等作品,相比于大多数四行、八行的诗篇来说,算是很长的了,而它们在中国诗歌发展中几乎都是无可替代的。现代诗也一样,如果没有郭沫若、周作人、孙毓棠、闻一多、臧克家、艾青、杭约赫、唐湜、洛夫、叶维廉甚至郭小川、贺敬之、李瑛、岑琦和其他一些诗人的长诗作品,那么,新诗的收成可能就要单薄不少。而且,对这些诗人来说,如果没有创作出具有较大影响的长诗,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可能就需要重新进行确定。

  在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出现了多元格局,短诗的成就自然不低,长诗也成为收获丰硕的诗体之一。很多诗人通过关注历史、现实,解剖自我人生经历,抒写着对我们这个民族、时代和人们的精神演变的感悟,抒写着中国诗歌的精神与中华文脉的延续,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或重大或细小的变化、进步。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语境之下,赵晓梦和钓鱼城以诗的方式相遇了!这种相遇是必然的。钓鱼城和赵晓梦都属于合川。钓鱼城是合川文化的重要象征,作为合川人的赵晓梦肯定无法回避,甚至应该主动去关注;而钓鱼城也正好需要一个熟悉合川历史、文化,艺术造诣较高的诗人来梳理它的精神脉络。从这个角度说,赵晓梦是创作钓鱼城题材的诗歌最合适的人选之一。赵晓梦的《钓鱼城》具有叙事诗的结构特征,通过历史故事、人物来设计全诗的结构和思路,但如果将其中的每一个诗章单独拿出来看,似乎又都是以抒情为主的。可以说,叙事的演进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的,而又是在诗人的驱动下展开的,最终所要表达的是诗人在打量历史基础上对历史的重现和审视,更有诗人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和思考。

  这种相遇,使惯于创作抒情短诗的赵晓梦,开始了一次新的探索,也由此取得了新的收获。在诗歌创作中,长诗写作是一种探险甚至冒险,最终是否能够在文本上取得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长诗《钓鱼城》在艺术探索上所体现出来的独到特色。

  一、块状式的结构方式建构了作品的整一性

  对于篇幅较长的作品,结构的设置至关重要。当下诗坛上出现的有些长篇作品其实是由一些短章组成的。长诗创作的关键问题是内部的组合方式,也就是对结构方式需要特别考究。如果一首长诗仅仅是将一些相关的短诗组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觉得像是堆积在一起的材料,缺乏气韵的贯通。优秀的长诗应该是一座独特的诗的“大厦”,必须要有整体的设计,尤其是结构上的设计,才能将零散的材料建构成一个整体,才能够从楼底直达楼顶。长诗的结构有如一座“大厦”的框架和筋骨,是支撑“大厦”站立起来的决定性因素。不讲究结构的长诗,很难在作品的整体性上体现出特色,也就很难成为优秀的长诗作品。

  《钓鱼城》不只是将一些涉及到钓鱼城的短诗随意地、简单地组合在一起,而是在结构上进行了精心设计。全诗由三章组成,每一章所写的都是不同身份的人的自我回顾与心态演变,而每一章都选择了三个人。第一章“被鱼放大的瞳孔”写的是攻城者的回忆与感悟,以蒙哥、出卑三、汪德臣三人之口出之。这一章在初稿和在《草堂》刊发的时候,题目都叫“我们的弥留之际”,“弥留”二字揭示了攻城者最终失败的命运,但也存在表达不够准确的问题,因为在诗中进行自我回顾和反思的时候,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战死,而不是“弥留”;而“放大的瞳孔”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惊讶甚至震惊的心态,更符合说话者的身份;第二章“用石头钓鱼的城”写的是守城者的经历和心态,以余玠、王坚、张钰三人之口来表现,在这里,“石头”“钓鱼”具有特殊的意味,诗人借用地名,将历史事实进行了诗化处理;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写的是守城者与攻城者的最终和解,以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三人之口表达出来;这一部分在其他类似主题的作品中很难见到,增加了《钓鱼城》这部长诗的人文底蕴和悲壮风格。三个板块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甚至还存在相互补充、相互证实的作用,无论是从史实还是从人物经历、情感的变化看,几个章节之间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而达成这种关联的,是发生在钓鱼城的一场特殊的战争。在战争中,至少存在攻防双方,在最后又会面临胜与负的结局,处于不同位置、处境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心理、情感变化,而这些变化,只有当事人最能够体会和把握。不同的人对战争的体验和反思,才可能揭示战争的全貌和置身其中的人的心路历程。

  在历史长河中,36年并不算很长,甚至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置身战争中的人们,36年却是漫长的。这36年的战争可能会发生很多转换,包括攻防转换、胜负转换等等。而在这段历史中,这三组不同身份的人物群像是具有代表性的,任何战争都涉及到攻击者、守卫者,同时都会涉及到战争的结局;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诗人选择的九个人物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代表不同的阵营,代表三个不同场景中的人物的命运,这些人物性格不同,经历有异,在历史上获得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大体格局。换句话说,只有这三个方面的人物都涉及到了,而且都回到历史中进行了重新体验和反思,那么诗人才算真正抓住了钓鱼城之战的本质。因此,这种结构方式虽然是诗人的发明,但它是诗人在认真研究历史之后确定的,顺应了诗人的对战争的思考和情感演变的逻辑。按照诗人的说法:“他们在起落的世道上,都曾有过大好前程,最后都被不堪命运葬送。”③赵晓梦恰好抓住了事件、命运转换中的一些话题,又通过具体的人、事对这些话题进行了详略得当、内外交融的书写,通过代表性的人物经历及内心变化,对钓鱼城之战的历史地位、精神高度进行了诗意表达。诗人借助人物之口对“命运”二字的诗意解剖,构成了全诗的核心话题之一,也是钓鱼城之战的题中之意。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复述诗人书写中的细节,只是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建构这种结构的时候,“时间”是诗人最为关注的切入角度。长诗的三章九个部分的开头一句都是“再给我一点时间”,也就是说,九个人都在祈祷时间的驻留,“再”字暗示我们,这些人物所说出的都是已经过去的经历和情感,是对历史的回顾。同时,“再”字也提示我们,这些诉说者在内心肯定有很多纠结、遗憾、不甘,如果时间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选择有可能会呈现出另外的样子。恰如诗人自己所说:“时间是个好东西。时间能淹没一切,也能呈现一切。”④历史因为时间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生命因为时间而诞生、消失,人的价值因为时间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诗人选择“时间”这个关键点,有其特殊的策划,因为时间是非常残酷的,对于具体的生命来说,它只有流逝,无法重新开始,九个人感受的命运、遗憾、痛苦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换一种方式重新经历一遍。从这个角度说,《钓鱼城》所书写的绝不只是那段历史、那场战争,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和聚合点,书写了和历史、现实、生命有关的多维度思考。

  时间和空间是相并而生的。叙述者都是以回顾的角度思考过往,因此,长诗在空间上并不拘泥于钓鱼城这个小地方,甚至不拘泥于发生在钓鱼城的这场战争,而是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和人的命运。只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钓鱼城展开,最终又都落脚于钓鱼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钓鱼城更高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蕴含,也使作品显得视野开阔,既遵循了时间,也超越了时间,将古今历史、文化、情感勾连在一起,最终表达的是诗人对历史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

  因此,块状式的结构方式既尊重了历史,尊重了置身其中的人物的体验,又建构了历史和文本的整体性,使作品气韵流畅,情感饱满。在当下的诸多长诗中,《钓鱼城》是经过精心设计而创作的诗篇,既注重细节又注重整体,使细节和整体实现了协调并进,最终成为了一个独特、鲜活的诗歌文本。

  二、戏剧化手段强化了作品的内在张力

  戏剧化是现代诗歌的表现方式之一,它可以在文本的内在张力建构上发挥重要作用。在《钓鱼城》中,诗人采取了人物直接出面,直接诉说事件和个人的内心体验的方式,不同阵营、不同经历的人物先后出场,合起来就勾勒出了钓鱼城历史的整体风貌,里面有纠结、有冲突、有成功、有失败、有遗憾、有无奈。放大了说,全诗就是一部重现历史的戏剧,但它是一部具有特色“剧诗”,它首先是诗,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表达,只适合内心的倾诉,而不是复述历史。这种表达方式,使全诗具有底蕴、充满矛盾、冲突、纠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诗歌作品的平淡、直白和线性抒写。

  诗的戏剧化是一种主要来自西方的艺术方式,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影响甚大。袁可嘉对诗的戏剧化非常推崇,他说:“现代人的结构意识的重点则在想象逻辑,即认为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才是批评诗篇结构的标准,这不仅不表示现代诗人的贬弃意义,而且适足相反证明现代诗人如何在想象逻辑的指导下,集结表面不同而实际可能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使诗篇意义扩大,加深,增重。”⑤也就是说,诗人的想象逻辑、非线性逻辑不同于日常所见的叙事逻辑、线性逻辑,这样就可以使诗的结构显得更为独特、丰富、饱满。

  戏剧化的艺术效用之一,就是实现诗歌在表达上的客观化。客观化不是不注重感情的抒写,更不是以叙事为核心,而是诗人借用他人之口、他人的行为和自身之外的存在,来曲折地、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取向和诗意判断,从而避免诗歌抒写的过度直白,避免情感的空洞性和理念化。

  在《钓鱼城》中,戏剧化特征首先表现为诗篇结构的独特性。在1300多行的长诗中,没有一行诗是通过诗人之口说出来的,全是借助诗中人物的自述来体现。九个人物代表钓鱼城之战的不同方面,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来回顾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带给他们的启示,因为身份不同,他们对战争的判断、对命运的思考也就有所不同,仿佛是通过艺术的方式重现了那场战争及其带给不同人的感受和反思。诗人将不同的观念以人物自叙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不是以先入为主的理念为战争定性,一方面实现了表达上的客观化,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多样性。这种效果不是通过诗人的叙述来实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丰富性和可信度。诗中所涉及的三组人物具有不同的立场,他们的体验、观点、心态充满矛盾,诗人让他们把各自的想法表达出来,让矛盾在诗中得到解剖、分析,最终实现辨证的统一,成为完整的文本。而这个文本因为矛盾的不断展开所形成的戏剧化效果,具有了广度、厚度、深度和思辨性特征,最终现实自身的丰富性。在这种表达中,诗人看起来是“旁观者”“局外人”,但是,诗人其实是真正的“导演”,这些“戏剧”和场景、对话、行为等等的设计、演出都是诗人完成的,因此,诗篇最终表达的其实还是诗人对于历史、现实和命运的感悟和思考。

  赵晓梦说:“我的书写,不过是近到他们身旁,以他们的名义开口说话。让我宽慰的是,作为当年战场遗址的钓鱼城至今保存较为完好,让我的追述有了凭据。它庞大的身躯让我相信,面对侵犯,反抗不过是出于本能;它一直矗立在那里,从未变节。”⑥这其实就是诗人通过人物之口所要表达的主题,其中包括他对历史的打量,对战争的反思,对生命和命运的感悟,当然也包括他对长诗创作的探索。

  戏剧化的表达方式使九个人物像是站在历史的舞台上,穿越时间和空间,重新演绎那段久远而复杂的历史,作者和我们都只是在剧场里欣赏、思考、体验,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每个事件都是独特的,每种思考都和人物的身份相匹配,而且,他们以钓鱼城的历史为交点,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观念都呈现出来了,而有些经历、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于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张力,从而使这段历史在文本中以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使作品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具有了值得反复阅读、思考的架构和内涵。

  三、对人物内心的解剖使作品血肉丰满

  对于带有叙事性特征的诗篇来说,细节、人物、故事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作为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学样式,包括叙事诗在内的诗歌的最终旨归还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打量。在《钓鱼城》中,赵晓梦通过人物的独白、回顾、反思、追寻等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形象丰满,个性突出。诗中涉及到的不同人物在性格上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物,在面对不同场景的时候,性格、心态也体现出多样性。而多个个性突出的人物,就把历史上的那场战争以及通过战争而折射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有效地表达出来了。真正的文学都是关涉人的,而在书写人物的时候,对人的内心世界、精神境界的发掘是文学的核心内容。诗歌更是如此。如果诗歌没有精神的支撑,没有心灵的表达,最终就可能成为平庸的文字组合,自然也就无法进入读者的内心。

  全诗涉及三组九个人物。每个人物的处境、目标、心态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战争之后,他们的自我回顾、自我审视、自我判断、自我解剖也是不一样的。言为心声,诗人没有对这些人物进行主观评价,而是通过人物的自述,借助他们自己的言语,倾诉他们自己的内心。

  蒙哥、出卑三和总指挥汪德臣是攻城者的代表。蒙哥是入侵者的头领,也是一个雄心勃勃、充满自负的人。在弥留之际,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回顾了他的宏大目标,但是他最终还是失败了,于是以他为中心的攻城者在内心充满了痛苦、仇恨、挣扎和不甘。蒙哥曾经对自己充满自信,而且对南宋的状况非常了解,看到了南宋的腐败、软弱和不堪一击,面对这种对手,他们本来以为势在必得:“天下再大,不过是马蹄的一阵风。/我的祖先和兄弟打马走在风声中,/黄金家族的名号,压得乌云/喘不过气来。”而恰好是这种目空一切的性格将他推向了失败的命运,最终折戟钓鱼城,客死他乡:“气吞山河的绝望,/在狮子山的汗帐长出苔藓。”“被石头暂停的时间,生命进入倒计时。/一个异乡人即使有鹰的名字,/在垂直阳光的噩梦里,/也走不出鱼身黑暗的沼泽地。”通过对自己从梦想、战争、豪迈最终走向失败的反思,蒙哥的勇猛、自负的个性被揭示得淋漓尽致,也通过他,揭示了北方入侵者所潜在的问题,揭示了南宋王朝的羸弱,当然,也由此书写出钓鱼城守卫者的智慧和勇敢。

  余玠、王坚、张钰是钓鱼城守卫者的代表,面对入侵者,他们肩负重任,敢于担当,镇定自若,充满了战死沙场的勇气与豪气。“白衣书生”余玠对当时的国家现状感受甚深,他知道南宋的衰败,但作为守将,他依然要守护在钓鱼城。坚强的他虽然不得不面临现实与人生的无奈:“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油尽灯枯/的黄昏,舌尖的乌云下面,/是山风无法辩解的判词。”但他内心始终是坚定的,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用石头钓鱼,用石头的城钓鱼,/故国三千里的繁华虽不见得能还原,/但后世的墓碑将会确认,我能钓出/历史和世道人心的断简残章。”这种豪迈之气或许正是“钓鱼城之战”能够持续36年的精神动力。王坚是合州的知州,也是钓鱼城的守城主将:“我不是一个会看面相和风水的人,/我只是一个用石头钓鱼的守城人。”在对付来犯者方面,他是一个拥有策略的人,但是,他的内心也有郁闷、忧愤,“浑浊的酒杯装不下几多愁。/江风一吹,/鱼的腥味又在到处流窜。”他明白,这种类似“持久战”的守卫方式,将会面临多少艰难,尤其是在南宋王朝处于江河日下的状态的时候。张珏是一个充满悲凉人生的人物,“从钓鱼者到被钓者”,他有过自豪,也有过落寞,经历了太多的煎熬。他的人生、心态也因此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鱼的第七百三十天,黄昏时分,/一位故人像乌鸦从赵老庵前飞过,/在我枯朽的身体刺出无法证明的伤痛。/那些牵挂的人和事都在风中走远,/都在掌心咽气。钓鱼城的月亮还在,/钓鱼的人和石头已被解散。”经历了成功,最终又面临失败,这种人生的落差在张珏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命运的无常、人生的悲凉也由此而生。

  长诗的第三章是最令人纠结的,“不能投降的投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三个人的最终选择也是最艰难的。王立本来是一个守土若命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大势已去,而且,蒙哥留下了最后的札撒:“不讳以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面对这样的处境,究竟是继续坚守,还是打开坚守了36年的城门“投降”,成为考验守卫者的严峻课题。在家国失守、民众面临灾祸的十字路口,他感觉人生恰如一场梦,“梦里没有镜子,/看不清红颜是否薄命,只有一双/证明身份的皮靴藏着惊人秘密,/钓鱼城的薄雾浓愁和我想要的/气节名声,全都在靴底收起生平。/一城人低于粮食和水的紧迫现实,/足以打开英雄气短的城门,足以/逶迤群山的道德良心,直指人/虚伪、贪婪、自私的软肋。”他最终做出了打开城门“投降”的决定,面对人民,这个决定不是失败,而是更高层次的成功,他没有顾及个人的“名节”,更多地考虑的是钓鱼城居民的生命:“后世的非议,我已经无暇顾及!”他的形象因此而高大起来:“王立敞开了‘审势’的心灵打斗,人格在打斗中从‘忠君’升华到了‘爱民’,从小我升华到了大我。”⑦熊耳夫人、西川军统帅李德辉理解、支持王立的决定,无论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怎样评价这个选择,但在诗人那里,他们都是有大义、有大爱的人。可以说,这是诗人从钓鱼城之战的历史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

  诗人塑造这些人物的方式很独特,就是让他们自己说出自己的感受。这九个人物独特的个性、丰富的情感以及心灵的种种变化,复原了钓鱼城历史的复杂,甚至涉及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这是一种以个案观照整体、以细小涵盖宏大的艺术策略。诗人为了实现这种具有诗学价值的书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历史。“战争旷日持久,累及苍生。我的写作旷日持久,胡须飘飞。不断重头再来的沮丧,在我和他们身上拧出水来。直到清晨的淋浴喷头,将夜晚的疲惫洗去;直到一个人的模样突然眉目清晰,将所有的喧哗收纳,将所有的名字抹去。我忽然意识到,钓鱼城再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城人再多也只有一个人居住,他们再忙也不过只干了一件用石头钓鱼的事。”⑧对历史进行全方位考察和深度研究,对表达方式进行不断尝试,诗人最终将生活在现代的自己放进了历史中,和古人交流、对话,让他们开口,于是才有了这座“一个人的城”,这座城就是长诗《钓鱼城》!

  四、语言的提炼与诗化是作品成功的关键

  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独特的结构是作品的骨骼,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是作品的经络,精彩的细节、故事以及丰满的人物形象是作品的血肉,而独到的语言方式则是作品的质地,只有这些方面实现了完美、协调的融合,诗人、作家才能创作出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尤其是在诗歌创作中,即使其他文本因素都具备了,但如果在语言建构上没有特色,缺乏个性,照样无法写出优秀的作品来。有人主张诗到语言为止。这个观点有点偏激,但是,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却是不能否定的。

  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或者其他类型的诗,语言的个性化最能体现诗人的才气和智慧,也最能看出诗人的文本建构能力。赵晓梦的抒情诗在语言建构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长诗《钓鱼城》也是如此。

  诗人注重在语言的诗意建构上用力,通过想象、变形、跳跃、戏剧化、打破常规语法等方式将日常语言进行陌生化处理,使日常语言超越它本来所具有的情感、思想承载能力,而表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钓鱼城》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但是在涉及故事的时候,作者的书写总是尽量简化,通过以少胜多的方式,抓住故事中具有诗意的细节、片段,来勾勒故事的轮廓,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人物的自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作者尽量避免使用叙事性的语言,更多地是使用了诗化的表达方式,在空间的拓展上实现了对故事本身的超越。诗中的九个人物,每一个都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如果要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肯定不是1300行作品可以完成的。诗人只是抓住了对人物影响最大的一些片段,引发他们对内心世界的剖白。蒙哥对历史的回顾,对强大军队的赞美,对辽阔地域的自豪,是通过下面这样的诗行表达出来的:

  天下再大,不过是马蹄的一阵风。

  我的祖先和兄弟打马走在风声中,

  黄金家族的名号,压得乌云喘不过

  气来。没有哪面城墙能阻挡铁骑

  扬起的沙尘暴,

  也克蒙古兀鲁思的宽大外衣,

  抹去部落认同感。生死宽敞的大地,

  丈量不出斡耳朵的辽阔疆域。

  珍珠玛瑙在孛儿只斤的库房堆出

  灰尘,高原上的哈拉和林,

  张口就是世界方言。

  诗人并没有通过大量的篇幅来说叙述蒙哥的祖先有多强大,而是说“天下再大,不过是马蹄的一阵风”,而且“黄金家族的名号,压得乌云喘不过气来”,揭示了当年蒙哥部族的强大勇猛;“高原上的哈拉和林,张口就是世界方言”,写出了当时的部族之广阔、富庶和具有号召力。短短几个诗行所表达的内容,如果要“翻译”成故事,可以写出长篇小说;而且,在这些跳跃的文字之间,还蕴含着蒙哥内心的自豪甚至自负,这是单纯的故事所难以表达的。

  在建构语言的诗意特征的时候,赵晓梦善于把握分寸,在“度”的处理上见出工夫,注重语言方式与诗的内涵之间的特殊关系,尽力避免玩弄语言、空壳化等现象。《钓鱼城》在语言处理上的基本的特点是遵循诗歌语言的一般规则。但是,和一般的可以平铺直叙的长诗相比,这部长诗在语言处理上存在很大的挑战,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是通过人物之口表达出来的,而每个人物的个性、心态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必须通过语言的选择、提炼揭示出来。如果每个人物的语言风格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部长诗肯定难以成功。在具体的写作中,诗人对不同人物的话语方式、不同语境下的语言风格等,都进行了认真推敲、打磨,既使语言符合人物身份,又通过不同人物的语言创造了文本的丰富性、多样性。

  保持原样的皮袍,总在清晨与黄昏

  伸出手脚,缩短说话的距离,

  占领泪水流干的心房。草原上的

  月亮还在,地上的人已不见。

  这是出卑三对蒙哥的怀念,显然带着女性的柔情。诗人建构的场景是属于蒙哥的,使用的意象也和蒙哥有关,而这一切肯定都深深地刻印在出卑三的生活甚至生命里。这些代表了雄浑、粗犷意象的诗行,却有一种柔情融合其间,和出卑三的身份、心态达成了和谐。

  这些后院的心事哪怕惨白了月光,

  也只会是酒入愁肠好梦留人睡,再多

  相思的泪也得忍顾人前碎语人后闲言。

  方寸天空中飞过的那些鸟群,

  我只关心大雁,对对成行指证方向。

  这是熊耳夫人的内心独白。她一个人流落他乡,但最终还是独守空房,“相思的泪”只有悄悄地流淌。她想念家乡,“天苍茫地无霜,移不动窗格上小块月光”,其中有孤独,有无奈,有迷茫,诉说了一个执着的女性的闺怨。这种淡然而又深入骨髓的闺怨之情,正好和熊耳夫人的处境与心态达成了一致。

  可以说,《钓鱼城》中的每一个诗行,每一个诗节,甚至每一个意象的选择、每一个词语的推敲和确定,在语言建构上都体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赵晓梦在诗歌语言的建构上具有相当强的创新能力,他通过对语言的内在化处理,通过主观情感的加入,使普通的语言具有了浓郁的诗意,尤其是使内涵单一、明晰的语言获得了表现力上的增殖,获得了内涵上的多重意味,建构了诗篇含蓄蕴藉的艺术张力,使这部长诗具有了耐读的文本特征。

  《钓鱼城》是历史题材的长诗。在这类诗中,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关系的全面梳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是其得以成立的基石。赵晓梦的《钓鱼城》对历史的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又考虑到历史时期双方的特殊位置,同时考虑到了这种关系的现代发展,在分寸掌握上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作者的这种分寸感,使作品既书写了历史真实,又和现代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使作品既具有历史的深度、文化的厚度,又具有现代的气度。吉狄马加对此进行过这样的评价:“关注历史,并能对历史事件下苦工夫的诗人才有可能成为大诗人,而展示和镌刻历史的磅礴和壮丽时,诗人的襟怀也被拓宽,尽管赵晓梦尽量在还原历史,但依然能够感受到他起伏的情感和壮阔的心灵。整首诗是一条滔滔东去的大河,更是展示诗人的心灵史。汹涌时是他的情感在释放,低缓时是他的思想在凝聚和结晶,而更多的时候出现的沉郁和细细的忧伤是他对人类的悲悯心在呜咽和弥漫。”⑨诗人通过对历史的审思打量生命和命运,思考时间与空间,使《钓鱼城》成为当下长诗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文本之一。这些特点在作品中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诗人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推敲并进行综合考虑之后所获得的。虽然历史事实摆在那里,但怎样表达、表达什么,最终还是由诗人来决定。换句话说,《钓鱼城》这部长诗所体现的是赵晓梦的发现、创造,也是赵晓梦的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诗歌观。这首长诗使我们感觉到赵晓梦在诗歌创作上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把握大题材、处理大主题、建构大篇章、创作大文本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收获。对于诗人来说,这种提升在艺术上是一种经历了长期积累、探索之后的飞跃,也是他进一步探索的基石。

  2019年4月2日-8月15日,断断续续草于重庆之北

 

  ①吕进:《坚守钓鱼城——赵晓梦长诗<钓鱼城>读后》,见赵晓梦《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9页。

  ②范家堰遗址位于重庆合川钓鱼城山腰。通过第一期的考古发掘,专家发现了当时的合州州治衙署布局,是目前中国出土的高规格南宋时期衙署遗址,位于钓鱼城山的背面,在整个钓鱼城的防御体系中易守难攻,被评为“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③赵晓梦:《一个人的城——<钓鱼城>创作后记》,见赵晓梦《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36页。

  ④赵晓梦:《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97页。

  ⑤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5月18日。

  ⑥赵晓梦:《一个人的城——<钓鱼城>创作后记》,见赵晓梦《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36页。

  ⑦吕进:《坚守钓鱼城——赵晓梦长诗<钓鱼城>读后》,见赵晓梦《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1页。

  ⑧赵晓梦:《一个人的城——<钓鱼城>创作后记》,见赵晓梦《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32页。

  ⑨吉狄马加:《劲健与悲慨:<钓鱼城>长诗的境界与魅力》,见赵晓梦《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2页。

  作者简介:蒋登科,四川巴中恩阳人,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北碚区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长期从事期刊、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系重庆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术带头人。出版新诗研究著作近20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多次获得重庆市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重庆文学奖、重庆艺术奖等奖项。

编辑: 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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