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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的他们远涉重洋“取经”救国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预备学校赴法学生代表名册。记者 赵迎昭 摄/视觉重庆

1924年7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欢送周恩来回国时合影。前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供图)

  3月12日,巴南区档案馆展厅内,观众被中央展柜中的一件珍贵纸质档案吸引。“这是我馆的镇馆之宝,每次看到它我都会十分感慨。”该馆副馆长黄平说。

  档案右侧,写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预备学校赴法学生代表”字迹,残存的纸张上可以辨认出邓希贤(邓小平)、冉钧、周文楷(周贡植)等50余名学生的名字,名字下方是他们的印章。这件1920年的纸质档案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时间回到100年前的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冉钧、周贡植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在渝启航,赴法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近2000名中国青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

  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呢?

  一份档案

  讲述乘风破浪救国之路

  “这件档案赫赫有名,曾多次被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电视台、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所采用。”黄平指着上述档案说。

  这些青年赴法时,多在20岁上下。其中,邓小平16岁,圆圆的脸庞,机智的神态,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当时也才20岁。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是谁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周勇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后不久,是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倡导和发起的。他们希望动员有志青年到法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图谋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兴起,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8月28日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人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随后筹建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为重庆等地学子留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组织保障。”周勇说。

  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四川赴法人数居全国各省首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占全川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计190人(仅指本籍学生)。其中,巴县的留法学生就超过50人,包括周贡植等;江津县有43人,包括聂荣臻、冉钧等。

  邓小平等人从重庆乘船抵达上海后,于1920年9月11日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起程赴法。《邓小平传(1904—1974)》写到:“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也有类似记述:“他们(爱国学生)认为,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只有到国外学好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

  从中国到法国,数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们无论是身体还是意志都要经受巨大考验。聂荣臻曾回忆,他所乘坐的四等舱舱内空气污浊,很难闻。途经地中海时遇上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邮轮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让人十分难受。

  一张照片

  定格永远难忘的革命起点

  他们西装笔挺,目光如炬,精神抖擞。这是记者在江津区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中看到的一张照片——1924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欢送周恩来回国时的合影。

  江津区文史专家钟治德说,1920年底,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学生依靠华法教育会每天发放的六法郎维持生活。但华法教育会也不堪重负。1921年1月中旬,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结束了在巴耶中学的俭学生活,来到法国南部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当了20多天轧钢工,此后又在其他工厂打短工维持生活。他后来回忆:“每天随机器运转……稍有疏忽,就被烙伤。”

  1922年,法国经济好转,邓小平来到小城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在这里,邓小平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周勇说,在赵世炎、王若飞等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如《新青年》等。

  邓小平后来在日记中回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1922年6月11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来到巴黎,不久后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

  很多人都和邓小平一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通过比较、分析、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聂荣臻也是其中之一。

  “……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

  “这封聂荣臻写于1922年6月3日的家书,标志着他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即由实业救国转向社会革命。1923年春,他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相关负责人说。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一座故居

  赓续留法勤工俭学记忆

  “这里是周贡植的故居,他是一位烈士,大家和我一起来了解他的事迹吧。”近日,7岁的女孩儿王晓凝对着爸爸王松的手机镜头说。

  王松有一个社交账号,专门用视频记录女儿的成长。让父女俩感触的是,这位和邓小平等一同赴法的青年,1928年牺牲时年仅29岁。

  2019年7月1日,修缮完成的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暨周贡植故居对外开放,“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同时在故居开展。去年,该故居获评“2020年度重庆市文物利用优秀项目”。

  展览中,周贡植留法贷款收据、盎特莱蓬号邮轮模型等史料和藏品,立体、生动讲述了邓小平、周贡植等川渝青年以重庆为起点,向西方学习,立志改造中国的故事。

  说起周贡植的史料,周勇谈到了去年的一个发现。当他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查阅父亲周永林向该馆捐赠的文物史料时,无意间发现其中有一张周贡植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周贡植的照片,背面是他的手书“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深山君为余摄于蒙达尔之一运河边”,落款为“文楷”。经鉴定,这是周贡植的唯一存世手迹,十分珍贵。

  除了周贡植故居所在的九龙坡区外,一些区县也十分注重挖掘和利用留法勤工俭学史料。巴南区档案馆珍藏了近90件留法勤工俭学档案,计划今年结集成册出版,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服务于学术研究。江津已推出《冉钧传》,并正在整理钟汝梅烈士事迹,筹备钟汝梅烈士资料陈列室。

  “我建议在今天的重庆第二十九中学(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所在地)辟出展厅,全面展示从重庆出发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群体的求学和革命之路。”周勇建议。

  他表示,如今,我们更应具有家国天下的博大情怀,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勇担时代使命,努力为祖国的发展改革贡献力量,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编辑: 刘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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