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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珍档|萧华清父女与协进中学的故事

  文/张勇

  1939年春,成都私立协进中学校长谷醒华迫于国民政府的高压和诽谤,向校董事会提出辞职。学校地下党组织考虑到即将面临的不利局面,紧急给抗战前线的校董事长陈离写信,恳请他提议由萧华清担任校长。谷醒华辞职后,校董事会随即敦聘萧华清接任。

  萧华清,字子泉,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他1925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工作需要,直到1981年,萧华清逝世12年后,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报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他的党员身份才得以公开。

▲萧华清

  萧华清在协进中学最艰难的岁月里,从到职视事开始,便顶着逆流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效地保护了学校进步师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协进中学坚守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龙藏寺艰难办学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成都虽不在抗战前线,但也频繁遭到日机空袭。为免遭空袭,1939年6月,协进中学在新繁县县长康冻的帮助下,从成都西胜街迁移到新繁县龙藏寺。

▲位于新繁县龙藏寺的成都私立协进中学校门。

  当时,校长萧华清向省立成都师范学校等校致函,说明学校近况。信中写道:“迳启者本校奉令疏散,已觅定新繁县属龙藏寺为临时校址,现迁移行将竣事,修理已有端倪,业于本月十二日在龙藏寺开始办公,十五日正式复课。除呈报函次外,相应函达贵校,请烦查照为荷。”

  协进中学办学规模很大,除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外,还专设女生部,人数最多时师生员工达2000余人。龙藏寺当时有僧人300余名,其中少数人在别有用心者挑拨下,认为协进中学侵占了庙宇,想制造事端排挤学校。萧华清为免滋意外,千方百计做工作。他听说龙藏寺住持是广东中山大学毕业生,在寺中很有威望,便主动拜访。学校举行大型纪念集会时,萧华清也会邀请住持讲话。二人在交往中慢慢熟悉,建立了友谊。而后,很多有正义感的僧人也认可了学校,校内氛围变得宁静祥和。

  协进中学刚搬来时,条件十分艰苦。女生住在寺庙大殿里。大殿两侧搭设通铺,大殿正中和阶檐上安放着密密麻麻的上下铺。男生则住在新搭的草棚里。教室也是临时搭起的草棚,全靠几根木柱支撑。学生白天在这里上课,晚上回宿舍点油灯自习。

  面对困苦,师生们以苦为乐,照常学习革命理论,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之余,同学们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慰劳前方将士活动,如定期上街募集公债、捐赠棉衣、寄慰问信支援抗日前线,或在节假日邀请抗日军人家属、工农群众来校观看文娱演出。每年招生,许多热血青年放弃舒适的家庭环境,远道而来报考,在协进中学接受革命启蒙教育。

  在龙藏寺办学期间,萧华清力求以革命精神办抗战教育,为祖国多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教师为友,视学生为子弟,常到教师寝室,同他们亲切交谈。学校里秘密的党团组织很活跃,师生可以自由阅读《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等。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检邮扣报,萧华清一度往返成都、新繁之间,亲自到祠堂街《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为师生取报。

  萧华清一直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他主动兼课或代课,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如抗战宣传、课外自学、文化娱乐等,借此与学生互动。在一次课外学习座谈会上,他对学生讲道:“学习英语是掌握世界上这个很有用的语种,把它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工具,好把外国的科学文化知识拿来借鉴,而不是迷信外国什么都好。在外国,压迫、剥削、盗窃什么都有。你们如不信,可以查你们的英文字典,那里面不是有这些单词吗?你们瞧字典可以证明,现行的语言文字可以为证。”大家听得很有兴味,都笑了。

  当时萧华清的家庭负担很重,他常身穿补衣、脚踏草鞋,但得知进步学生的生活有困难时,他却用自己微薄的薪资为他们缴伙食费,还设法安排其半工半读,不至于失学。

  为坚守党在协进中学的这块革命阵地,萧华清以校为家、日夜操劳,全身心投入到繁杂的校务工作中。他先后增聘方敬、倪受禧、张守璞、何珌辉、章鸿猷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到校工作。他们和萧华清一样,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萧华清主张教材内容要革新、先进,特别是国文、历史等学科教材,且国文课不能用国民党正中书局出版的教材,要用进步教师根据抗战救亡新形势编写的教材;学校开设的文史课程,内容要结合形势,向学生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公民课不教官方“钦定的”那一套。

  萧华清还邀请知名人士和文艺团体来校活动。进步电影演员赵丹到成都,学校邀请他帮学生排练话剧。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来成都,萧华清邀请他作“反对妥协投降,一定要收复失地”主题演讲。演讲当天,外校闻风而来的学生不计其数,校园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演讲结束后,沈钧儒还为学生主办的抗日宣传壁报题词。

  萧华清经常教育学生,为人要有好的道德品质,要助人为乐。同学们深受其影响,在校内团结友爱,在校外对人施以援手。学校两名初中女生在成都西门附近一个公厕拾得一个大提包,包里装有巨款。她们不愿交给警察,怕其贪污而致失主遭受损失,就一直守在厕所旁等待失主。两个多小时后,失主回来认领,听说她们是协进的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说:“有这样的好学生,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事后,失主到学校赠送了一面锦旗,此事轰动了整个县城。

  率师生勇敢斗争

  协进中学迁龙藏寺办学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和四川省教育厅丝毫没有放松对学校的密探和防范。1939年10月3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科科长余富庠向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密报,称协进中学存在“教员学生颇多异党分子,暗中活动甚力”等情况。

  11月24日,新繁教育视导主任陈德第奉令密查协进中学后,向郭有守据实呈报:“该校教员学生,有无异党分子及暗中活动等情形,尚无确切证据,殊难断定。惟关于书报方面之《新华日报》,订购数量,实非常之多,不论教员学生均公开阅览;新华书店出版之《解放》、生活书店出版之《全民抗战周刊》等,在教员学生寝室或教室中,时有发现。致(至)于萧华清寄存本县党部之步枪二百支,闻系该校高中生军训用枪,曾向国民军训处备案,准予寄藏。”

  面对波谲云诡的时局,萧华清以莫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守着办学方向。著名作家方敬曾撰文回忆:“我是学校中共党小组组长,萧华清同志以他从20年代起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经验,来多方掩护和支持我们党小组的地下工作,加强联系、沟通信息、交换情况、提供便利条件,他总是相信党、尊重党、爱护党……学校经费拮据,人事更迭,萧华清同志不辞艰苦,奔波劳碌,以献身精神坚持办学。”

  1940年3月,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协进中学内已暴露的党员师生周俊烈、严开民、严新民等根据组织要求隐蔽转移。学校的进步力量日渐微弱,特务军事教官林国威、张光杰、余静等乘机在校内大肆收买学生,发展三青团。尽管萧华清的党组织关系不在协进中学,他和学校党组织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对接,但因彼此了解,他仍继续保护留校党员教师和进步学生,并带领他们坚持斗争。

  地下党员胡庚炳曾回忆:“我在协进中学时,萧校长为学生做了许多好事。”“我印象最深的是,萧校长抵制了国民党在协进校内公开发展三青团,使国民党军事教官不能用强制手段把学生拉入他的‘党’‘团’队伍。当时,别的许多大、中学,特别是高中班很多是‘全班入团’的,萧校长抵制了这一套手法,所以我们协进参加三青团是少数,我和我的同学、好友都没有在协进被强迫拉进三青团,而今我辈仍感此遗泽。”

  萧华清经常在周会上发表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讲话,使学生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迷失方向。一些进步学生总替萧华清担心,在会后对他说:“你可以说得隐讳一些,我们听得懂!”萧华清却说:“怕什么,我说的是事实!” 他常对学生说:“我宁愿丢掉饭碗,也不做对不起师生的事。”“要我出卖灵魂是办不到的!”

  面临重重困难和恶劣的政治环境,萧华清日夜焦虑,为筹措办学经费绞尽脑汁,常往来于成都、新繁两地,向学校董事会催要办学经费。一次,他因疲劳过度而致精神恍惚,深夜行走时跌落在龙藏寺的水沟里。被救起后,他立即打起精神继续战斗。他曾风趣地告诉学校进步师生,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进步、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好社会,到那时,飞机就像龙藏寺的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一样招之即来。他引导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看见曙光,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学校的军事教官更有恃无恐地胁迫萧华清,三青团分子也大肆活动。一天,张光杰要男同学剃光头、打绑腿,此事遭到全校同学尤其是高十一班学生的强烈反对。张光杰竟集中该班全体学生严加训斥,并威胁他们表态支持。他首先点中一个十分文弱的女学生,企图震慑住她。谁知该女生竟干脆利落地大声说:“我反对!”接着,该班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反对,并一哄而散,弄得张光杰自讨无趣。张光杰的行为激起广大同学的不满,同学们都支持萧华清,紧紧团结在他周围。

  在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岁月里,萧华清按党的指示停止了与组织联系,中共新繁特支在龙藏寺的活动也逐渐停止。学校里的进步师生在萧华清和党员教师的保护下,极尽所能挫败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最终反动当局没在协进中学抓捕一人。

  从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到1941年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协进中学活动的成绩是显著的。杨伯恺、康乃尔、黄觉民、刘披云、郑伯克、赵世兰、赵君陶、何珌辉等一大批党员教师把学校的讲台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战救亡的主要阵地。一批批渴求进步与光明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引导,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斗争的发展和需要,许多协进青年师生从新繁到成都,过西安到延安,穿上八路军军装,渡过黄河,到山西敌后根据地打游击。不少师生留在大后方,在城市和川东、川北农村搞地下斗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口号:“要革命,读协进;要救国,到陕北。”协进中学被传誉为“成都的陕北公学”。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萧华清系“老共产党”为由,秘密勒令其辞职。萧华清被迫离开协进中学。李永白(李正华)、李明梁等进步学生听说后,也愤然离去。

  1946年春,经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活动,萧华清重新回到协进中学,复任校长。

  10月的一天,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得知国民党要秘密逮捕萧华清后,冒险来到协进中学,通知萧华清迅速撤离成都。萧华清以还有要务处理为由,希望推迟撤离时间。马识途告诉他,据内线可靠情报,敌特次日一早将到学校实施抓捕,强令他执行组织命令。于是,萧华清迅速撤离学校,到培根火柴厂暂避。果然,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一群特务闯入学校,直扑校长室抓捕萧华清。

  成功躲过一劫的萧华清在学生严开民的护送下来到老南门车站,坐上一辆长途汽车到新津,再经邛崃安全转移到雅安。后经重庆转赴上海,于1948年6月抵达香港。根据党的指示,萧华清参加民盟总部工作,任组织委员。

  1949年1月,萧华清与李相符受组织派遣潜赴武汉。他们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做湖北、武汉民盟的工作,“说服那里的同志们不要轻信,不要麻痹,要继续加紧革命工作”。任务完成后,萧华清等由汉口通过封锁线进入江汉军区,随军行进,于同年5月抵达北平。

  1950年1月,受中共中央调遣,萧华清回到四川,留在重庆。他历任重庆市第一届文教局长、教育局长、市府文委主任、体委主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等。1953年,萧华清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重庆分团副团长。

  为革命传承薪火

  萧华清的长女肖(萧)鸣锵走上革命道路,与萧华清密不可分。

▲肖鸣锵

  1939年6月,肖鸣锵随父亲疏散到协进中学。当时,在新繁县南城女小读书的肖鸣锵经常目睹父亲与严开民、胡庚炳、张思学等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还阅读协进学生在龙藏寺林间办的抗日墙报,聆听振奋人心的抗战歌声,常常被师生们的抗日热情所感染。

  作家沙汀与萧华清是在20世纪20年代就相识的老朋友。沙汀在协进中学教书时,常到萧华清家作客。大人们热烈畅谈时,只有八九岁的肖鸣锵不时待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在这样的氛围中,肖鸣锵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42年9月,肖鸣锵考入协进中学初中部。在校期间,她学习十分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45年7月毕业后,肖鸣锵入读成都女中。1949年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肖鸣锵与家人在新繁家中庭院。

  同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29日,协进中学师生满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四川省会各界庆祝解放大会。傍晚,师生们在历史老师、地下团员郭孟钧家里,参加由成都市职业妇女促进会成员肖鸣锵、国文教员吴小曼、杨伯恺烈士遗孀危淑元等组织的迎接解放军入城准备活动。师生们有的连夜制作手旗,上面用毛笔书写“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等标语,有的赶做花束、花环,有的扎彩灯,有的裁剪彩丝带。其余师生在学校东操场学扭秧歌,学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等歌曲。

  30日凌晨,学校师生在地下党支部和郭孟钧的带领下,坐着大卡车来到成都北门外的驷马桥。上午9点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一声令下,军乐队奏起《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军第18兵团第60军在入城式总指挥张祖谅带领下,向成都市区开进。协进师生高举地下党事先秘制的五星红旗和彩旗,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尽情高呼“解放军万岁”“欢迎亲人解放军”等口号,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1950年1月3日,解放军入城部队与四川地下党在成都商业街励志社举行会师大会。参加会师大会的人员有解放军代表、西南区党委各主要负责人以及地下党员代表,肖鸣锵就在其中。

  大会特地选用了一面硕大的红旗作为签名簿,方形红旗正中有一颗大五角星,正上方用隶书写着“会师大会”四个大字,与会同志纷纷在红旗上郑重签名留念。贺龙的名字签在最上面,旁边是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的签名。曾经战斗在协进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杜桴生、吴德让、李筱亭、倪受禧、严新民、肖鸣锵等在红旗上庄严签上自己的名字。

▲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会师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肖鸣锵先后在川西区民主妇联、共青团重庆西南工委宣传部西南青年社、共青团四川省委、共青团西康省委工作。1955年调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民主改革与平叛工作。1958年筹建凉山日报社,任记者、编辑,1972年调重庆日报社,系高级记者。著有随笔集《重庆新闻与掌故》,参与编辑《重庆市志·报业志》《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志》等。

编辑:陶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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