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云阳出土的战国兽钮尊缶。（受访者供图）

　　70余年前，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让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完成了从被动抢救到主动守护的制度演进；

　　30多年前，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三峡考古让“考古前置”模式在重庆的长江两岸得以逐步推广；

　　新时代，成渝两地率先将“考古前置”纳入城市建设与考古发掘的相关政策中，共同推进多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回望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之路，从不乏成渝双城的身影。

　　在这里，璀璨的巴蜀文明如煌煌史书般，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中，用有据可考的珍贵文物一页页誊录。

　　在这里，当推土机与洛阳铲相遇时，发展的速度与历史的深度达成了和解……

　　时光里的“双城芳华”是如何绘就的？

　　6月13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拉开大幕的《双城芳华——新时代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上，来自成渝两地文物考古研究院的230余件套文物展品、大量珍贵的考古图像资料给出了答案。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白九江说，这场展览不仅是一场成渝两地考古成果的盛宴，更是一部关于城市如何与历史共生的启示录。

　　成渝铁路考古拉开新中国基建考古序幕

　　1950年，四川资阳莲花山，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中。

　　随着施工人员手中铁锹的翻动，一件与众不同的器物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是什么？带着疑问，大家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刨开周围的泥土。

　　谁也没有料到，在这块土地中，65件带着时光印记的文物陆续出土。正如谁也没有料到，新中国基建考古的序幕将由此打开。

　　这便是展览的开篇之作——以“新中国的基建考古”为叙事起点，回溯成渝双城从被动抢救到主动守护的制度演进。

　　宋代的弦纹铜杯铜瓶来了，它现身展厅之中，讲述着古代巴蜀人民的一饮一啄。

　　清代的翡翠马镫戒来了，清代的玻璃串珠也来了，它们与琳琅满目的首饰一起亮相展厅，用精美的器型展示古代巴蜀地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爱美之心。

　　它们，分属于时间长河的不同流域，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成渝铁路沿线采集。

　　回望这段历史，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王川平仍心情激动。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整个过程中，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为了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以及即将出土的文物，不仅要求每个工地执行加强保护文物的通令，还亲自“点将”，组建考古团。1950年，为了寻找人才，邓小平亲自求贤，登门拜访重庆大学著名学者张圣奘教授，力邀他担任团长。

　　为了这次抢救性发掘，邓小平说过一句“很重”的话——“若文物受到损害，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

　　在邓小平的不断激励与关心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处考古工地，仅仅一个月之后，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便由张圣奘教授发现出土，成为轰动海内外的新闻。

　　坐镇重庆的邓小平获悉后，马上回电嘉奖，并上报国务院。

　　“后来，成渝铁路沿线出土了1200余件文物，为西南博物院的组建奠定了扎实的文物基础。”王川平说。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筹建西南博物院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1951年10月，百废待兴的新重庆便举办了高规格的“西南区文物展览会”。而围绕成渝铁路开展的文物抢救性发掘工作，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基建考古项目。

6月12日，《双城芳华——新时代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现场展出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记者 刘力 摄/视觉重庆

　　三峡考古的“考古前置”模式在全国推广

　　时光荏苒，在成渝铁路通车45年后，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文物抢救工程在重庆拉开大幕，它就是闻名世界的三峡考古。

　　这场历时6年的文物大抢救，究竟救出了多少文物？

　　珍贵文物6000余件，一般文物6万余件！

　　看，距今6000多年前的巫山大溪人，就已经开始制作首饰了，他们将黑色的滑石进行打磨，做成了圆形镂空的耳铛，爱美的大溪人还在耳铛内壁刻上了竖条形中柱，上下题刻两个反向的人面作为装饰。

　　看，2000年前的重庆人，就开始使用“皮带扣”了，而且这个“皮带扣”的精美程度让人惊叹，带钩的钩首为龙头，弓形钩身上镶嵌着两枚磨光贝壳，贝壳周围还雕刻着精美的龙爪纹饰。

　　看，800年前的铁雷来了，它们躲过了战火的侵袭现身展厅。这些铁雷采用硬度非常高、壁厚超过1厘米的白口铸铁作为外壳，具备较大的杀伤力和威慑力，穿越数百年时光而来的它们，向观众讲述着那个冷热兵器交替时代的故事。

　　作为全程参与其中的文物工作者，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重庆师范大学二级教授邹后曦说，这一时期，考古学家们先后提出了“楠木园文化”“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老关庙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命名，丰富了对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并初步构建起三峡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

　　三峡考古实际上是在长江流域打开的另一部可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中国二十四史”，从它们之间相互辉映、交流融合的一件件文化遗存中，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活力、包容百川的“基因图谱”清晰可见。

　　而这一时期，“考古前置”模式得以在重庆长江两岸逐步推广，考古工作与城市规划、国家大型工程开始紧密结合，抢救性发掘逐渐规范化，考古学研究也不断深化。

　　成渝两地率先让考古勘探成为土地出让的“必经门槛”

　　当时间的车轮来到21世纪，巴蜀大地上的重要发现更是层出不穷。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内出土的遣策，首次走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静静躺在玻璃展柜里述说近两千年前的故事。成都荆翠东路墓地出土的金饼，也首次离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向观众展现自己的光芒。

　　首次亮相的遣策，黑色的圆润字体至今仍清晰可见，为了方便分栏和对齐，书写者还在其上用黑墨勾勒出了横线。

　　而从成都远道而来的金饼，正面呈近圆形，饼身表面光滑、中心微凹，中间有一方形戳印，右侧刻划“六一……文”，左侧似有刻划文字，尚难辨认。

　　除此之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巨大象牙也被搬到了展厅之中。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重量有两三吨，其中包括100多根比较完整的象牙，以及100多件用象牙加工成的各种各样的器物，如象牙尖、象牙段、象牙片以及象牙器等。

　　一处处遗址的发现、一件件文物的出土、一条条历史脉络的厘清，都离不开成渝两地不断健全的基建考古体制机制。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汪伟说，2018年以来，成都确立了“区域明晰、监管有力、分类实施、强化研究”的土地储备考古前置“成都模式”。另一边，重庆则在2022年以来确立“全面调查，重点勘探，分类评估”的基建考古“重庆模式”。

　　在建设两地特色考古模式的基础之上，成渝两地还共同推进多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已经进入项目结项阶段，成果丰硕，正在抓紧成果整理刊布；“蜀道考古研究”正在积极开展，荔枝道调查工作即将完成田野调查，温山县城遗址发掘工作进入收尾。

　　同时，两地也正在共同推进“蜀道”“川渝盐业遗产”“川渝宋元（蒙）山城防御体系”等多个项目申请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