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88周年纪念日。可你知道吗？在重庆，有一座老建筑是因纪念“七七事变”而命名。它就是位于重庆大学A区内的“七七抗战大礼堂”。

　　7月7日，沙坪坝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座因纪念“七七事变”而命名的建筑，不仅是那段烽火岁月无声却坚韧的见证者，更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学府西迁办学、弦歌不辍的丰碑。

　　为铭记民族苦难而命名“七七抗战大礼堂”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全民族抗战开始。为保存教育火种，当时的顶尖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共同前身）被迫踏上艰辛的西迁之路。危难时刻，重庆大学深明大义，慷慨借出沙坪坝松林坡约200亩土地，为流亡师生提供了栖身之所。

　　在重庆各界的鼎力支援下，中央大学师生于松林坡迅速搭建起简易校舍。重庆大学退休教师杨盛祥回忆，这些校舍仅为“架柱顶梁，以竹筋为墙，内外敷以灰泥”，厚度不及两寸，屋顶仅铺瓦片，条件极其艰苦，仅能勉强遮蔽风雨，堪称“陋室”。

　　1938年，为了满足基本的教学集会需求，一座相对“标准”的建筑在松林坡麓与柏树林男生宿舍之间的平地上拔地而起。

　　据《中央大学校友通讯》记载，这是一座可容纳1200人的砖木结构大礼堂，成为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后“唯一一座较为标准的半永久性建筑”。

　　为铭记民族苦难的起点——“七七事变”，它被郑重命名为“七七抗战大礼堂”。这座礼堂的落成，犹如在烽火硝烟中点亮了一盏精神灯塔。

　　众多中外名流曾来此发表演讲或参观访问

　　作为当时校内最体面的建筑，七七抗战大礼堂自然成为重庆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阵地。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战形势严峻，民众心中阴霾笼罩。关键时刻，两校“中苏问题研究会”力邀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前来演讲，以廓清迷雾，凝聚人心，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1938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步入七七抗战大礼堂。现场盛况空前，上千名两校师生、工人及外校青年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以《第二期抗战形势》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讲。他清晰地指出抗日战争将经历“敌进我退”“战略相持”和“我进敌退”三个阶段，深刻阐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力批判了“速胜论”与“亡国论”的谬误。

　　“周恩来激情的演讲，带来了一道指明方向的光。”沙坪坝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说，这道光穿透了硝烟，使身处后方的师生们重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此后，这座礼堂成为汇聚民族精神与智慧的重要讲坛。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以及国内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等中外名流都曾在此发表演讲或参观访问。

　　在这里，郭沫若论“粮食与抗战”、邹韬奋谈“学术研究如何助力抗战”、马寅初剖析“战后经济问题”等，思想的火花在此激烈碰撞，抗战的意志在此不断淬炼升华。

　　即使在日军对重庆实施惨烈大轰炸、重庆大学部分校舍被毁的时刻，七七抗战大礼堂也屹立不倒，成为不屈精神的象征。

　　老建筑凝固着特殊时期的建筑智慧

　　七七抗战大礼堂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其建筑本身也凝结着特殊时期的智慧，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

　　大礼堂外观融合了不同风格：主体结构呈欧式建筑风貌，而小青瓦屋面与红色雕花门窗则流淌着典型的中式韵味，宛如一场无声的文化对话。

　　设计者的匠心更巧妙地藏于建筑内部：6%坡度的地面设计，自然抬升了后排观众的视野；看似凹凸不平的墙壁，实则蕴含了消音降噪的声学奥秘。大礼堂采用大跨度横梁，结合独特的消音墙壁技术，不仅展现了建筑结构的科学合理性，更代表了当时国内领先的建造技艺，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实物载体。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回到南京，松林坡校舍连同七七抗战大礼堂被无偿移交给重庆大学。从此，它成为重庆大学校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起新的使命。开学典礼、各种表彰大会及学校的重要活动常在此举行，继续履行着传承历史与教育后人的职责。

　　88载光阴流转，七七抗战大礼堂始终屹立。它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诉说着战火中的智慧与坚韧，每一寸空间回响着当年周恩来穿透迷雾的指引与万千学子的读书声。它并非冰冷的砖木堆砌，而是一座以民族苦难为基石、以不屈精神为梁柱的丰碑，无声却有力地讲述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弦歌不辍的壮烈篇章。

　　在“七七事变”88周年之际，它提醒着我们勿忘历史，珍视和平，传承那份在烽火中淬炼出的不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