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夯土高台墙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随着“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发掘区”考古发掘的步步推进，三个巨大的夯土高台逐渐破土而出。修筑高台所用夯土送到实验室，检测数据让人惊讶——夯土强度最高达10兆帕（压强和应力单位），远超一般黏土夯筑的1兆帕极限，接近常规水泥。

　　800多年前的南宋军民，是如何夯筑出如此坚固的高台？钓鱼城的攻防战中又展现了川渝地区先民的哪些营城智慧？

　　7月14日，钓鱼城遗址考古工地负责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介绍，钓鱼城遗址的高台设计，在战略防御、材料工艺和战术运用等方面，均体现了极高水平，是中华军事文化的宝贵遗产。

　　人为营造巨大高差加强防守

　　依山而建的钓鱼城，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为了更好地抵御住蒙（元）军队的铁蹄，南宋军民还在原有的地势落差之上，巧妙利用小山丘之间的沟壑，人为修筑了3处大型高台。

　　高台有多大？

　　体量——最厚处可达10余米；范围——城门外的高台与城墙配合形成“U型”外瓮城，城门内的高台围合成内瓮城，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而“瓮”的空间仅1000平方米左右。

　　为了让高台牢不可破，南宋军民先用细黏土加少量小砂岩块夯实建成基座，其上垒数十斤重的异形石块，层层叠加，最终筑成高台。

　　为什么占尽地利的南宋军民，还要费力在城内筑起高台？

　　袁东山说，青华门外是一段缓坡路段，成为元军攻城的重点区域。南宋军民在这里修筑高台，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另外，传统瓮城的城墙宽度多在10米以内，钓鱼城却用宽达数十米的高台围合成大台小瓮的超常规形制，更有利于对进攻方实施歼灭。

　　“钓鱼城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袁东山表示。

　　小石径延长敌军进攻路径

　　除了高台，考古发掘范围内出土的青华门，也展现了南宋军民的战争智慧。

　　青华门位于遗址东北部，是钓鱼城的关键门户。考古揭示，城门外道路至少有三期演变：木栈道—石梯道—小石径，均须爬坡穿越城门外临近右边高台下方的城墙区域，有效拉长敌军进攻路径及被弹面。

　　在防守的数十年间，钓鱼城军民随时根据战况修改城门的筑造方式。

　　1243年筑成的城门偏左，较宽大，进城后在基岩上开凿5米多宽的石梯道，梯步高20厘米左右，宽80至100厘米左右。进门后拐向左边的城墙，梯道穿行在城墙与山崖之间，形成一个宽5米、长80多米的内瓮城。

　　而1254年筑成的城门更靠右边的高台，变窄，在保持梯道瓮城的同时，又利用城门正前方采石形成了一个近1000平方米的大坑，增加了一个新的瓮城。

　　袁东山说，两个城门推测其结构均为排叉柱式，体现出典型的南宋山城防御风格。其周围高台上的哨台、城门配套设施等，也展现了南宋在山地城防技术上的全面创新。

　　青华门的重要性，还体现出南宋与蒙（元）双方攻防智慧交锋的焦点。

　　从蒙（元）军队的角度来看，进攻青华门具备三大优势：地势突出、便于围攻；缓坡通道、便于推进；位于钓鱼城的必经前哨。

　　而对宋军来说，青华门城门后靠，内外双瓮城设计、内部双瓮城结构，正是有效应对敌军攻城的创新举措。

　　104座军事城寨抗击外敌

　　在宋元战争中，攻防双方到底在这片战区内修筑了多少军事城寨？

　　多年研究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袁东山给出了一组数据。13世纪，南宋为应对蒙古势力的扩张，划分了川陕、京湖、江淮三大战区，川陕战区大致涵盖今重庆全域、四川大部及周边五省部分地区。通过考古与文献对比，确认该地区至少曾建有117座军事城寨，其中宋方104座、蒙（元）13座。

　　蒙（元）军队为何会修筑军事城寨？

　　袁东山说，公元1235年，宋蒙战争打响，数十万蒙古大军在东起淮河、西至巴蜀的战线上，对南宋发起了全面进攻。

　　蒙古铁骑摧枯拉朽，却在四川受阻。南宋朝廷在此依山就势修筑城寨，构建起一套规模庞大、“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战略防御体系，拖住蒙（元）军队长达半个世纪。而蒙（元）军队也如法炮制修建了10余座城寨，向南宋守军发起攻击。

　　这些城寨中级别最高的是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这处遗址为南宋四川制置司及重庆府衙治所，是南宋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中心，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宋代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是南宋时期营造技术水平的直观体现，对研究宋蒙（元）战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比制置司级略低的是路和安抚司级，以位于长江干流沿线的奉节白帝城遗址和泸州神臂城遗址为代表。此外还有府州军监级的城址，多达15座，包括了四川剑阁的苦竹寨遗址、广安的大良城遗址、渠县礼义城遗址、苍溪大获城遗址等，最著名的当数重庆合川钓鱼城遗址。

　　武胜城遗址则是蒙（元）军队修筑的10余处进攻军事堡垒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