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受访者供图）

  ◆“人民解放纪念碑”是如何筹划设计修建的？

  ◆“重庆大轰炸”日军出动了多少飞机投下多少炸弹？

  ◆近代中国最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在璧山怎么搞的？

  山城巍峙，两江奔流。在重庆这座立体交错的都市里，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时光的印记。

  当我们走进档案馆的库房，翻开那些泛黄的卷宗、手稿、图纸与题刻时，一段段尘封的往事便如江水般奔涌而出——从南宋的烽火，到抗战时期的铁血；从乡村建设的求索，到现代工业的奠基；从科学救国的理想，到金融变迁的脉络……

  6月3日，重庆市档案局正式公布第一批重庆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包括“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档案”“白鹤梁题刻”“重庆大轰炸档案”等14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

  这批档案文献时间跨度从唐代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延续至2013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如同一部立体的城市编年史，记录着重庆从江州古城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壮阔历程。

  刘伯承亲笔题写“人民解放纪念碑”碑名，汉阳铁厂等西迁建成为重钢集团

  记录下挺立的抗战脊梁

  翻开由市档案馆、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渝中区档案馆联合保存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档案，269件卷宗跨越1939年至2013年，将长达70余年的时光凝聚于这些卷宗中。

  从当年筹划修建的草图底稿，到抗战胜利后纪功碑的设计手稿，再到刘伯承亲笔题写的“人民解放纪念碑”碑名——图纸、题词、文书、照片，各类档案层层叠叠。

  它们不仅记录了一座建筑从构想到落成的技术细节，更映照出这座纪念碑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使命：它曾是抗战胜利的凯歌，后来成为城市解放的象征，如今是民族精神的丰碑。

  泛黄的手稿线条依然清晰，题词墨迹如新，每一页都在无声地诉说：这里凝聚着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挺直脊梁的集体记忆。

  正是凭借这些不可替代的原始记录，这座丰碑被列入“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档案与建筑，互为印证，共铸永恒。

  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另一组数量更为庞大的档案——收藏于市档案馆、重钢集团档案馆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则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钢铁工业西迁的悲壮史诗。

  1938年，在日军炮火逼近之际，汉阳铁厂及其周边工厂的机器设备被紧急拆卸，逆江而上，迁往重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迁徙，被留存至今的8685卷档案完整地记录下来，内容涵盖从决策、拆卸、运输到选址建厂、防空生产的全过程，甚至保存了江竹筠等职工履历以及李约瑟、林语堂等名人的检视记录。

  正是这次大迁徙，在大后方撑起了抗战军工生产的脊梁。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既是我国工业史的第一手史料，也是中华民族在绝境中不屈自救的实物见证。

  与此同时，馆藏于重庆长江航道局的川江航道绞滩档案记录了另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从人力拉纤到机械施绞，从抗战航运的生死时速到三峡工程蓄水后绞滩退出历史舞台——185件公文、图纸、实物，勾勒出长江上游航运技术革新的完整轨迹。

  而在馆藏于市档案馆的“重庆大轰炸”档案中，浩繁的原始记录以铁一般的数字——日军出动的架次、投弹的数量、死伤的人员、毁损的房屋，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档案，既是揭露侵略罪行的铁证，更是弘扬抗战精神、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

  卢作孚在北碚主持乡村建设，晏阳初在璧山搞乡村建设实验区

  记录下不懈的巴渝探索

  如果说抗战档案镌刻了一座城市的坚韧，那么馆藏于市档案馆、北碚区档案馆、璧山区档案馆的卢作孚与北碚乡村建设档案则见证了一方热土的开拓与奋进。

  这份跨越20余年的开拓历程，浓缩于644件泛黄的卷宗之中，系统呈现了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及其团队在北碚主持乡村建设的前瞻实践。

  令人动容的是，这份事业并非孤军奋战——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孙越崎等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在此汇聚，共同探索着救国强国的道路。

  几乎同期，在璧山，一场更大规模的实验也在进行。

  馆藏于璧山区档案馆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用近3万件文件、书信、照片、手稿，系统记录了晏阳初领导的大规模、系统化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

  从扫盲到农业改良，从卫生防疫到自治组织建设，华西实验区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

  这些档案真实记录了当时的乡村状况、建设过程及成效经验，客观反映了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关于乡村建设的思想，是系统研究中国近代乡村史、乡建运动史的原始素材。

  在科学救国的另一条战线上，馆藏于市档案馆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文献，则记录了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第一家冠以“中国”二字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奋斗历程。

  馆藏于重庆大学档案馆的何鲁《微积分学理解》笔记本手稿，是一部313页的法文书写笔记，融西方学术规范与东方书法意趣于一体，是一位留法学生将现代数学引入中国的私人印记。

  馆藏于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的民国时期重庆城市建设图纸档案静静铺展——52张手绘图纸，清晰勾勒出重庆从1929年—1949年间的城市肌理。

  中国银行重庆分行金融业务档案中，董必武1944年的取现支票、“七七献金”外汇票据……一张张泛黄的票据，串联起近代中国金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脉络。

  南川龙崖城遗址见证南宋军民抵御蒙古大军，白鹤梁题刻记载千余年长江枯水水位

  记录下厚重的历史遗产

  如果说近现代档案记录的是百年激荡，那么更古老的文献遗产则将重庆的文脉推向历史纵深。

  在南川龙崖城遗址，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记功摩崖题刻，257个正楷阴刻文字，记录了南宋军民筑城抵御蒙古大军的始末。

  这是重庆市内迄今发现时间最早、记载最清楚、保存最完整的蒙古与南宋之间战事的记功碑。它见证了战争中巴蜀“斡腹”防线的战略布局，也反映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冲突中的融合。

  另一处世界级瑰宝——白鹤梁题刻静静沉卧于涪陵城北的长江之中，自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至1963年，165段题刻、108段水文记录、约1.1万字，跨越千余年，连续记载了长江枯水水位。

  它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绝佳原始文献，更是长江文明生生不息的实物见证。

  与江心题刻遥相呼应的，是隐匿于山崖之间的大足石刻。

  1945年，一群学者走进大足北山、宝顶山，对石窟进行首次科学考察。他们“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椎拓其图文，鉴定其年代，考论其价值”，最终得出了一个震惊学界的结论：大足石刻的价值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

  其中以《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手稿最为珍贵，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孤本。手稿成稿于1945年，由该考察团成员吴显齐记录，主要记载了考察团形成、考察行迹及每日工作等内容。2025年10月，吴显齐之子吴承学将其捐赠给了大足石刻研究院。

  而乾隆本《江津县志》作为现存最早的江津官修县志，共21卷、19万字，记录了上起先秦时期江津地域文明发端、下迄清乾隆年间江津的地方社会风貌，“详今略古、考订有据”，奠定了此后地方志的修撰范式，填补了早期史志文献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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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重庆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档案

  2.卢作孚与北碚乡村建设档案

  3.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

  4.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

  5.川江航道绞滩档案

  6.民国时期重庆城市建设图纸档案

  7.何鲁《微积分学理解》笔记本手稿

  8.中国银行重庆分行金融业务档案

  9.江津县志（乾隆本）

  10.南川龙崖城南宋记功摩崖题刻

  11.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档案

  12.民国时期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

  13.“重庆大轰炸”档案

  14.白鹤梁题刻

  遴选严格遵循五项标准

  ■价值珍贵，入选档案必须反映重庆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工程或重要人物，具有典型意义或鲜明地域特色

  ■形式和风格独特，体现已失传或濒临消失的书写技术及载体

  ■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能够完整反映某一主题内容

  ■稀有性，入选文献为独一无二的孤本

  ■时间性，形成年代一般不少于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