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满天连锁店效果图

    ■全北京有800多家“成都小吃”，其中90%都是重庆市开县人所开，这些开县人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北京买车买房生根落户。

    ■现在，这800多名在京开县人抱团成立开县商会，这是温州商会外，国内第二家市县级别的商会。

    ■如今，已经在京城做大的开县人不满足现状，成立渝满天餐饮公司，欲将所有小吃店打上“重庆”的标记连锁经营。

    样本人物

　　辞职进京做小吃变身老板

    谢世洪今年38岁，是开县赵家镇长安村人，也是最早去北京开小吃店的开县人之一。他衣着考究，看上去与京城里其他行业的老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的双手异常粗糙，泛红的老茧上有一道道裂痕，指甲深陷在肉里，配衬这身衣服，显得很突兀。

    吃饭被埋怨 发现商机

    1997年下半年谢世洪在成都一家宾馆当厨师长已4年，每月工资4000元。一天，他出差到西安，走进一家卖小吃与中餐的馆子吃午饭。那顿饭他吃了近一小时，看见身旁的人都吃几块钱的小吃，而自己吃着几十元的炒菜、喝着啤酒，内心不免有点优越感。

    但小吃店老板却不高兴地埋怨他，“你坐在这里吃炒菜，起码让这张桌子少进账近千元。”谢世洪有些生气，认为炒菜比小吃贵得多。但是老板却说“这张桌子本来可以坐5个人，吃小吃都吃了6、7轮了。”随后，他了解到，这么一家70多平米的小吃店，每天的流水账有7000元，他惊讶得合不拢嘴。于是，他回到成都便辞了职，父母很不理解，他甩下一句“我去挣真正的大钱！”，就去了北京。

    借款20万元 做起小吃

    谢世洪一到北京，开始在一家小吃店当厨师，可一个月不到他就被炒了鱿鱼。原因很简单，老板呵斥他“别人4个番茄做好的菜，你得5个，你不懂得控制成本”。于是他换到另一家小吃店打杂、洗碗，学经营，每个月工钱才一千块，但他对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学开小吃店，挣大钱。

    2002年，开县人陈代利在北京第一个打上“成都小吃”的牌子做小吃，并赚了钱，这个消息在北京的开县人里传遍。在“榜样”的鼓舞下，谢世洪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自己的第一家近百平方米的小吃店。那时开县人开的“成都小吃”像雨后春笋，每条街每天都有新的小吃店开张。

    突然遇非典 整夜难眠

    小店每天流水账有6000多元，他请来3名老乡当小工。可是，2003年初非典爆发了。大街上没人经过，小店关门。“我从不失眠，可那时我整夜睡不着，吃不下饭，不敢看电视，怕情况又严重了。”他什么也不做，除了看着窗外发呆:借的那20万如何来还？还好，30天后情况好转，政府鼓励大家多外出，谢世洪把重庆的大排档吃法搬到京城，北京人觉得坐在大街上吃饭很新鲜，于是小店爆满，营业到凌晨3点才能关门，每天的流水账达1万多元。

    小吃店开张一年左右，谢世洪还清了欠款，还剩下近20万。与他同期开店的开县人80%都赚了钱，买房买车的都有。他却决定将这笔钱用来开分店。

    北大听讲座 打开视野

    开了第二家分店，谢世洪感到如何管理是一个问题。自己只有高中文化，眼界也不开阔，于是他想到了去充电。他的第一堂课是在北大听的，交了900多元的听课费，听的是一堂关于管理的课程。“听完课觉得自己过去的确太封闭了，懂得太少，花钱充电很值得。”如今，谢世洪已有7家分店，他用学来的管理模式管理着这7家店，最大的店有700多平米。

    集体蜕变

    “开县小吃团”获2000万美元风投

　　酒桌上提议做“重庆小吃”

    谢世洪与邓文忠等人，是第一批在京开小吃店并发达的开县人。在一次聚会酒酣时，邓文忠提出，大家靠“成都小吃”的招牌占领北京，何不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小吃店改名为“重庆小吃”，让人们都知道这是重庆人开的？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2007年8月开县商会成立，在京的800多个开县小吃店老板都加入了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人任副会长。陈代权当初去注册“成都小吃”时，被告知“成都”是地名无法注册，大家商量后，决定取名渝满天。由十几人投资入股的渝满天餐饮公司也同时成立，注册资金300万，他们开始运作将成都小吃改名做成连锁店。

    3万元买本“废品”计划书

    邓文忠通过在北大听课，他得知了“风险投资”的概念，便想将风投引入渝满天公司搞连锁。因为没人懂，便决定出钱请人做商业计划书。他们找了一位“专家”，花了3万多元，买来了一份商业计划书。

    邓文忠特意买了个硬壳文件夹，将计划书放在里面，每天背在身上，频繁地去各大高校听关于风险投资的课程，期望能找到人投资。去年年底，他听到了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创新学院院长朱陆泉的讲课，觉得这个台湾人能帮忙。第二天，几个人一道找到了朱院长。

    朱院长看过计划书后，问“一夜变店百姓认可吗？你们有工业化生产的能力吗？口味能统一吗？有营销人才吗？有管理人才吗……”这一系列的问题把几个人当场就问傻了，这些名词、问题，都是他们从未听过、想过的，最后，邓文忠嗫嚅着说：“我们只是想连锁正名，多解决老乡的就业问题……”

　　“重庆开县”获二千万风投

    随后，朱陆泉帮他们重新做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并放出消息，立刻有风投公司开始与他们接触。朱陆泉介绍说，邓、谢等人的初衷是开成连锁帮助老乡就业发展，但一夜改名不大现实，经过商讨，目前，他们已经承包下一家食品加工厂，今后渝满天的连锁店将没有厨房，卖半成品，变成快餐店形式，除了原有的小吃，也会出售一些大众口味的食品。“也许会流失一些专为小吃而来的客源，因为精简了菜单，但在大部分小吃保留、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服务与就餐环境都得到提高。”最重要的是，每个渝满天连锁店的招牌上，都会打上“重庆开县”字样。

    美国一家风投公司认可了这份计划书，并达成协议，渝满天自己投资10家小吃店，3个月内能实现赢利就投资2000万美金。邓文忠得知后，拿着协议张大嘴，一分钟后才发出声音：“2000万呐……”据悉，目前已有500家小吃店签名表示，愿意将小店加入连锁阵营。

    据悉，近日，渝满天的第一家样板连锁店将在北京美术馆附近开张，而剩余的9家店将全部为翻新店。他们预计在50天内实现赢利，争取在奥运会前将2000万风投拿到手。

    自我评价

    “我们是餐饮界的温州人”

    开县商会在北京很有名，开县人总说“有问题，找咱开县商会”，它是全国范围内，除温州商会外，第二个区县级的商会。谢世洪说，他们不找北京的重庆商会是因为“感觉重庆商会里都是大老板，我们做小生意的，不好意思。因为在京开县人众多，2007年8月18日，以邓文忠为首的几人便牵头组织成立了开县商会。目前，商会已有800多家小吃店老板加入。邓文忠笑称，“我们是餐饮界的温州人。”今年58岁的黄明芬说：“去年年底有段时间，总有人说在成都小吃店吃到玻璃，划伤舌头，最后是商会出面报警，端掉了这个诈骗团伙，有商会就像有个家。”

    财富面对面

    当年被迫傍成都小吃

    重庆商报：当初为什么要打着成都小吃的招牌闯京城？

    邓文忠：我的第一家店开在安定门附近，最开始打的招牌是“老重庆”，可在我店顶的招牌旁，还有个小招牌，写着“成都小吃”四个字。没有办法，因为重庆直辖最初的几年，北京人还是习惯将我们划分为四川人，他们对成都的认识比较深刻一点，所以为了生意好些，只能如此。

    商报：最开始赚第一笔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黄明芬：我第一个馆子是2002年和妹妹合开的，第一年就赚钱了，还了借的十多万块，每人分了5万块钱，那时什么也不懂，怕存银行不保险，怕放家里不安全，就做了个口袋背心，每天背着5万块在店里做事，而且都是十块一张的，别人看见，还都以为我是孕妇呢。出来之前我在农村供销社上班，每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每天都怕钱不见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当时不懂社会、没有见过世面的原因，不过现在好了，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女儿也在国外留学。

    商报：开县人在北京开小吃为什么会成功占领地盘？

    陈代权：我是最早打成都小吃招牌的，也是最早赚钱的，首先我们大部分都是农村出来的，能吃苦，还有大家很团结，谁的店有困难大家都会去帮忙，像一家人，抱团也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关键。

    记者手记

    抱团与学习让他们做大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但是这群开县人给记者最大的印象却首先是“抱团”，即使同在一条街上开店，也只会有良性竞争，不会互相诋毁，老板们聚会时，常常会讨论谁的店做得好，谁哪里做得不好。谢世洪说，光他的店，从2003年至今，已走出去百余人自己开了小吃店，在京的他们，每次回乡，都鼓励老家的人们多出来看看，开县驻北京办事处粗略统计，目前在北京打工的开县人数量已有3万人左右，来京的人都是在老乡店里先打工，学会后再自己出去开店，他们已形成了固定的劳务输出模式。“抱团”让他们抱出一片财富新天地。

    而学习是他们做大的另一大特点。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农村出来，在京城打工时也从未想到，一个小吃店能为他们带来这么多的财富。而到了发展瓶颈的时候，最高文化是高中毕业的这群人，大部分没有自我满足，他们承认自己文化水平低，常常花费几千元通过到高校听课等方式不停充电，并通过懵懂的摸索，逐渐走上了产业化道路。学习，也是让他们不断壮大的又一原因。

    记者　刘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