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能否单凭市场解决？这是我和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重大分歧。我基本遵从亚当·斯密的学说：市场经济固然好，但必须以“道德情操”为基础。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遵从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市场万能，只要有了健全的市场秩序，就有了社会公平。

    最近中国矿难不断，在讨论如何防止矿难的问题时，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失时机地搬出自己的市场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维迎不久前发表的评论。他称：“现在担心矿难死人太多，如果煤矿开采权由三年提到30年，比天天教育煤老板爱护矿工要重要得多。如果只管教育，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今天开煤矿，明天能不能开不知道，那他干吗要买安全设备？如果买一套安全设备要花1000万元，200万元没赚回来，就不让干了，他怎么办？如果给他30年产权，甚至是永久性产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用你检查，他自己比你还小心。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原理：在一个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竞争性市场上，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追求社会的好处，效果还要大。”（8月20日《经济观察报》）

    说这段话，在我看来并非全无背景。几年前，发生矿难后一个死者才补偿3万到5万块钱。后因矿难不断，政府面临压力，就规定补偿最低要20万元。张维迎讲这样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根据他一贯的市场信念，死一个工人补偿3万到5万元，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因为即使路人皆知这样的补偿极其微薄，照样有人甘心情愿地当矿工。市场逻辑说明，没有提高补偿的必要，政府平白无故插一手干什么？政府的本分，是应该明确产权，让矿主拥有30年的产权，这样矿主就会注意安全了。

    我们不妨严格按照市场逻辑，按张维迎提出的数字计算一下他的产权方案是否能解决问题。首先，买一套安全设备要花1000万元，而且这绝对不是一次性投资，必须不断追加。如果我是矿主，有了30年产权，我是否会花1000万元强化安全呢？矿主当然也会根据市场规律计算：省下1000万元的安全投资，在矿工遇难不超过50人时大体还是赚的。况且，通常是不死人，或者一次矿难就死那么几个人。这样一来，能省1000万元的安全投资，只要死的人在几十个以内，仍可大发其财。谁不愿意一赌？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定价，死一个矿工只赔偿3万到5万元，矿主肯定更不愿买安全设备了。

    所幸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不认同这样的命价，于是政府才出来把标准提高到20万元。

    其实，我也主张用市场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市场规则有其局限。一个人应该合法拥有私有财产，但不能把他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哪怕这是市场交易中两厢情愿的结果。这是古雅典梭伦改革时创立的有限市场原则。第二，衡量人的价值要靠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不是市场。一个矿工的命价是多少，我们的文化拥有最终的发言权。

    有一种论调说，提高补偿标准无助于降低矿难，因为矿主都有侥幸心理，希望省下安全投资、然后祈祷不出事。或者出了事，矿主也破产，根本赔不了。其实，如果有西方国家的强制保险制度，这种侥幸心理就不会成为一个因素。在美国你买个车都要保险，其中必须买的，是你伤害了他人及其财产的保险。这样，你撞了人，即使自己一贫如洗，保险公司也会自动帮你赔。

    解决矿难问题也可以这样：每开一个矿，矿主必须买事故保险，然后凭保险领取营业执照。保险公司现场考察，根据矿井的安全条件决定保险金额。你不作安全投资，出事的可能性大，保险公司要的保险金就会高到你支付不起的地步，或者拒绝提供保险，便无法开业。这样，安全投资和降低费用就会相辅相成，而不是彼此对立。（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