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鄄NIC)发布的最新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居世界第二。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讨论。

    互联网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似乎是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人们看到，网络时而展示其理性一面，时而又让人看到非理性的面孔。比如，人们既可以在“山西黑窑工”一案中，看到一股以社会正义为诉求的力量正在生长；而在“铜须门”等事件中，某些网民的言论又让人深感担忧。当然，谁也不知道那些为正义而鼓呼的人群，是否也会出现在“网络暴力”的现场。

    如何才能为历史并不悠长、影响必将深远的中文网络刻画一幅真实素描？简单讲，我的看法是，国内互联网既存在不因国度、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共性，却又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质”。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描述了互联网对社会互动的影响。大意是说，网络世界既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类型的形成，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却可能强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削弱社会生活的结构。一言以蔽之，网络在颠覆传统社会生活结构的同时，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类型。这一点，可以视作社会学视野下，互联网的共性所在。

    但要看到的是，正如中国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一些非常不同的地方，中文互联网也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质：

    首先，在公众表达渠道不畅通的状况下，网络成为非常重要的舆论平台。可以看到，中国公众利用网络表达意见的热情，实属世界罕见。

    其次，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念冲突十分激烈。在网上，最为激进的价值理念抑或极端保守的道德观，都可以赢得部分网民的欢呼。多种价值观同时并存于中文论坛，成为中文互联网一大奇观。

    第三，作为全球化的“文化弱势群体”，公众对全球化的迎合或抵制情绪，同样见诸中文网络。特别是近年来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可以视作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一种本能回应，同时也是对于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一种价值认同。

    可以说，这三大特质构成了中文网络貌似“一边是魔鬼一边是天使”的外表，并决定了网络价值冲突的基本类型。比如，以推动政治文明为诉求的价值冲突（“孙志刚事件”、“佘祥林案”）；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冲突（“铜须门事件”、“陈易卖身救母事件”），等等。

    国内互联网呈现出来的“混乱局面”，令部分知识精英忧心忡忡。而实际上，将上面提到的案例放入“现代性”的视域中进行考察，便能够发现：所有这些网络价值冲突，都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一种不安与自我调适。

    现代性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语。但在这里，它指的是关于现代社会制度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比如，现代性在政治上追求宪政，在经济上发展市场经济，等等。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分。“在现代性的情景下，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参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而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此外，还可以用“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或“多元现代性”（S.N.艾森斯塔特）等理论来描述。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的：社会及其成员是现代性建构的积极参与主体。

    换句话说，国内网络上风起云涌的价值冲突，并不像有人担忧的，对现代社会所汲汲追求的普世价值构成了威胁。本质上，它不过实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构进程。这些价值冲突，既是社会变动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现代性进程的力量。

    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更像是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种“生活政治”。（与此相对应的是“解放的政治”，详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你可以把“生活政治”理解成“生活方式的政治”。不过，吉登斯下的正式定义是：“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

    网民对社会诸问题的回应，就是一种“生活政治”。因为，公民就是网民的现实身份，而网民则是公民的“昵称”。那么，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现在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互联网既非天使，更不是魔鬼。它只不过如实地、集中地反映社会现实，并且具备“同步更新”的功能。或者说，网络世界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镜像站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发生于中文网络上的价值分裂-重建的动态进程，看作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网络镜像”。人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自我，还能够在上面写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名字。(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