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瑟斯曾在一次演讲中，以牛奶为例分析了政府管制价格的危害。他说，政府为了让贫农能够有牛奶喂孩子，规定了低于潜在市场价格的牛奶最高价格。但对于边际成本生产者来说，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低于其成本，他不可能长期承受亏损，只好停止为市场生产牛奶。于是，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牛奶比以前更少，需求却相对更大。以前牛奶虽然贵，但人们能够买到，现在由于供应短缺，要买到低价牛奶，人们只好排队去商店抢购。如此一来，政府采取的下一个措施便必然是配额制。

    米瑟斯的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情势。在某省日前召开的人代会上，便有代表建议恢复粮、肉票等票证制度，以保障民众特别是低收入者生活的必需品供应。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虽然不必担心这种“开倒车”的建议会真的成为政府政策，但此种建议背后的思维所隐含的对指令性经济和政府管制的崇拜在现实中却不是孤例，并且一有机会总要顽固地表现出来，因而我们不得不对此要格外警惕。

    由于担心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加之春节涨价潮的到来，国家最近出台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规定面粉、大米、面条、食用油、牛奶和液化气等12种与居民基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的所有主要生产商和零售商，都必须在24小时内向政府通报任何一次性超过4%的涨价措施。从发改委有关官员的谈话中，看得出此次临时价格干预的用意是在市场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力求将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最合理的程度，但从下面一些省市出台的措施来看，要求申报备案的商品普遍比国家发改委规定的要多，有些地方规定列入价格干预中的商品只要提价就必须备案，不管幅度多大，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在春节期间不准涨价。

    之所以出现这种将价格干预变成价格管制的情况，原因之一是，管制往往是一种方便的管理手段，特别是我们有着深厚的计划经济传统，一些人更对政府权力有着根深蒂固的依赖。这种源于管制理性主义的思维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可以充当市场的“救世主”，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制订出合理的替代方法并在合理的市场空间得以实施。管制理性主义最集中、最突出、最全面的体现就是市场的一切行为都要通过政府的审批，或者说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可以随时附加某种强制或限制。

    然而，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策递减效应、法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管制往往于事无补，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还经常起到相反的作用。不仅如此，政府越俎代庖为市场主体计划一切，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也限制了竞争，扼杀了市场活力。

    具体到价格管制而言，由于价格是一种信号，取决于供需，假如人为设定价格，将会扭曲供需信号，从而导致黑市泛滥。或者为了满足需求，生产者就不得不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去年兰州拉面馆试图集体涨价，当地政府对拉面限价，结果拉面分量就变小了。价格管制还会间接影响到那些限价品生产所需的资源价格。这样，政府从几种商品的价格管制出发，进而深入到生产过程中，间接为更多的生产品都制定了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工资管制，政府的“成本控制”也意义不大。最终，价格管制的受害者将会是那些盼望政府管制的普通民众。

    根据国家统计局上周四公布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年我国CPI上涨了4.8%，远超国家规定的3%的目标。进入今年1月份，几种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价格都有大幅度的上涨，国家发改委日前就表示，去年涨价对今年的滞后影响高达3.5个百分点，因此，今年保持市场价格稳定的难度很大。在这种涨价预期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对通胀的担忧以及受制于民众要求政府加大干预力度的压力，令人担心临时价格干预有可能演变成长期的价格管制。

    事实上，缓解通胀还是要回到市场机制上来。分析目前的通货膨胀，很大一个因素是来自国际原材料涨价而带来的输入型成本通胀，对此，让人民币充分升值是一个好办法。人民币升值了，一方面进口的商品变得相对更有竞争力，进口商品的增加，会压低国内商品价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抑制部分国内商品的出口，国内市场商品供应量的增加，同样会对价格产生一定的压力。有学者就计算，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通胀短期内将下降0.8个百分点，长期将下降3.2个百分点。另一个办法是补贴。去年中国财政收入5万亿元，完全可以用更多的财力来补贴那些受物价上涨影响大的困难群体以及农业等弱势产业。

    总之，在目前的高物价时期，对物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在一个有着深厚管制传统而且管制也在现实发挥作用的国家，必须防止借干预之名回归管制的旧体制之路。(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