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刺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蒋汪互动、汪氏命运，都具有转折意义。然而对于这一事件长达的69年的研究始终充满着谜团。本文作者从2004年春以来，与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大女婿何文杰多次进行讨论，反覆推敲当时的情形。     

1938年2月26日，长女汪文惺为汪精卫拍摄的照片。

    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因为在对日方略上与蒋介石意见不一，率家人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来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通电，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为节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

    1939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两次到河内见汪精卫，带给他护照，劝他去欧洲；同时授意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的刺杀案，导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饮弹身亡，而汪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氏夫妇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文杰（又名何孟恒），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新泽西州养老。在河内刺汪事件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给笔者看过他写下的关于这次刺汪事件的详细记录。

    采访主要由何文杰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作了统一处理：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高朗街25号与27号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包括最具权威性的三个版本，出入实在太大。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二位与汪氏夫妇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这一点非常关键：刺客确实是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二十七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王鲁翘）开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答：是两个门。

    高：房间格局和你们的起居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何文杰图中原标注为“二楼”，乃按照英式习惯。为了与别的史料说法一致，避免读者误解，在叙述上作了相应调整，下同——高注）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微（注：原字为女旁，下同）姑（朱微，国民党已故元老朱执信的女儿，汪精卫的亲戚——高注）和曾仲鸣九岁的长子孟济。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