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重庆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如何核实低保家庭收入、如何避免低保制度养懒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诸如规定期限不就业，可能禁止吃低保；超生者，也不能吃低保等。（参见本报3月27日04版）

    低保，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护网”，不同于富人施舍粥饭，属于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保障；这种保障，是现代国家的当然责任和应尽义务。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不可谓不大，但城乡低收入居民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却呈下降状态。目前，中国西部地区每月发放低保金额不足300元（重庆3月24日才决定将主城区由210元升至260元，而区县农村多在200元上下）。在持续上涨的CPI面前，这一额度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准，而且在涵盖面上，亦无法惠及所有应该保障的人群。

    然而，正因为是有限救济，防止低保金养懒汉的问题才越加突出。作为老工业基地，因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重庆吃低保的总人数比例较高（截至2008年2月，全市共有84.08万人享受城市低保待遇），重庆如果能在低保发放的体制创新上破题，树立起可供全国复制借鉴的“重庆模式”，则可谓善莫大焉———不仅能为低收入人群架设起遮风挡雨的生存防护网，而且可以为全国的统筹城乡建设探索出一条先行之路来。

    如何创新？从短期目标着眼，当是提高《重庆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草案）》等地方法规的可操作性，对低保户建立起长效动态、与CPI挂钩的浮动机制，严厉打压“人情证明”、“关系低保”及“骗保闹保”，以开拓就业渠道促使低保户渐次退保，实行必要的低保金梯级发放标准制度、低保户公益劳动制度等。在这中间，尤其要体现制度设计的人性化。不要热衷于低保户是否持有手机、使用空调、饲养小宠物等“伪问题”的讨论。对于贫富标尺，不能一刀切，只有厘清基本概念，才能弥补政策漏洞。

    低保发放的实施主力是基层民政与社区乡镇干部，这支队伍应当熟悉政策，体恤民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其每一个成员，都应有促进国民平等享受国家经济发展红利、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清晰眼光，而不能像国家统计局长谢伏瞻那样，抱有要“降低务工收入来减缓通胀压力”的想法，也不能像四川某乡民政干事吴明辉那样，居然敢于伸手向五保户索取“辛苦费”！

    而更长远的目标，我们期待政府能站在更高的层面，设计规划更具有前瞻性的财政福利分配渠道，让国民收入再分配向更广义的“低收入人群”倾斜，向全民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三免费”的目标大踏步迈进，构建一个平等、和谐、共赢的文明社会。　■评论员 杨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