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在广州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 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

    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毛泽东1934年被捕 樊崧甫隐瞒不上报?

    毛泽东曾经捕过，至于到底被捕过几次，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比较确定的说法是，毛泽东在1927年被捕，后来通过贿赂团丁得以逃生，这次被逮捕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不过，有人著书称，毛泽东在1934年也曾被捕过。

    1927年被捕巧脱身

    1927年9月初，34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这天，商人装扮的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

    毛泽东坐下来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共党的团丁。团丁大队长猜测毛泽东是共党分子，便将毛泽东以“共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毛泽东同其他“共党嫌疑犯”一道，被团丁们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

    负责押送毛泽东的两个团丁看他态度温和，没有捆他。后来，毛泽东开始和团丁唠近乎，问家在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在与两团丁谈得相当投机时，团丁也放松了警惕，毛泽东趁机塞给两个团丁几块大洋。在离团防局大院约200米的山林旁，毛泽东瞅准了有利地形，拔腿就跑。毛泽东钻进了山林，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而两个受贿赂的团丁只喊叫，并不去追：

    在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完成的《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这次被捕而又逃脱的经历。现摘编如下：

    “我（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

    ……

    “（1927年）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在1934年曾被捕？

    毛泽东1927年的被捕被视作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著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曾经被围剿部队的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所捕。

    吴越的父亲吴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当时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书。

    据《我的爸爸是冤鬼》记载，樊崧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因他指挥作战时总是骑着一匹白马，因此也称“白马将军”。1933年蒋介石发动对闽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1934年苏区反“围剿”失败，全军撤退，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泽东否认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一句话，是否认不了的。不过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后，立刻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以致后来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了，想给瞿秋白开脱些许都不可能，蒋介石下令处决，他不得不遵命执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给一些感情上的“优待”。

    樊崧甫抓到毛泽东以后，甚至在明确了毛泽东的真正身份以后，根本就没跟蒋介石提起过一个字，因此得到了处理毛泽东的“绝对自由”。第二，樊崧甫虽然是“国军”的军长，但他是“洪帮”中人，对“党争”的认识和兴趣都不是很强，而对传统的“义气”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却十分相信。因此，毛泽东能够通过游说打动他，让樊崧甫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对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没有遵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来；而上海解放之后，对他这个当年围剿过苏区的战犯，陈毅市长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而是派专人先去保护他的住宅，后来专门把他请到市政府去谈话，接着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我的爸爸是冤鬼》里的这段对毛泽东被捕的记载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实，不过，关于樊嵩甫的个人资料或可佐证这一说法。

    据浙江通志记载：樊嵩甫(1894—1979)，原名芝碧，字仲哲，号哲山，缙云五云镇人。浙江省陆军小学毕业，加入龙华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浙军敢死队分队长、沪军机关枪队队长。“二次革命”中两度入狱。1914年，入武昌陆军预校，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历任中尉旗官、连附、连长等职。1925年入陆军大学第七期。1927年10月任第二十六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1930年1月任第六师第十七旅少将旅长，在冯阎联合反蒋时，曾与吉鸿昌部作战。1931年1月，任第六师参谋长，后任第八军中将参谋长，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1月，任抚河方面“剿共”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3年2月，任陆军第七十九师师长，参加第四次“围剿”。同年10月，任北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兼第七十九师师长，参加第五次“围剿”。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1936年1月，任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1938年，徐州会战中在狼子湖涝沟线与日军坂垣师团作战三昼夜。同年9月任第十二军团军团长。1939年2月，任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秋，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五军风纪巡察团主任。1947年1月退役，客居上海，因参与反内战活动，1949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上海解放后获释，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等职。

    驳“毛泽东曾在第五次围剿中被捕”

    最近不少网站都在转贴一则“毛泽东曾被捕” 的奇文。 该文摘自吴越《我的爸爸是冤鬼》一书，在陈鸿年与吴越合著的《九死还魂草》 一书中，也对此作了佐证。

    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的确曾被敌人抓捕过，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记录了毛泽东口述他被捕和逃脱的经过。除此之外，毛泽东再没有被敌人抓捕过。据《我的爸爸是冤鬼》中称，一九三四年在蒋介石发动的笫五次对江西苏区围剿中，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处，但樊却向蒋隐瞒了此事，拿毛泽东作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两书中都没有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交待，具体的时间、地点及经过都没有。

    樊崧甫，据淅江通志载，为缙云五云镇人，原名芝碧，字仲哲，号哲山，淅江省陆军小学毕业。曾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苏区的笫三、四、五次围剿。在笫五次围剿时任北路军笫三纵队指挥官兼笫七十九师师长。红军长征后，一九三五年任“剿匪” 笫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发动笫五次对江西苏区围剿。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书记载，毛泽东在此时间至红军长征开始时止，他活动的情况为：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州前线被中共中央召回端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住在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叶坪村。该年十月蒋介石发动笫五次围剿。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及工作。六月下旬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搬到高围乡云石山的一个大庙养病。九月中旬，毛泽东带领秘书、医生及警卫班到于都。后病倒，患了恶性疟疾。十月初接中央秘密通知，回到瑞金，知道红军将要大转移。后得知中央军革委派人到于都搭浮桥，就赶到于都。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于都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开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踏上长征路。

    纵观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起，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离开于都止，毛泽东由于生病，基本活动于瑞金和于都一带。 而作为北路军笫三纵队指挥官兼笫七十九师师长的樊崧甫，为陈诚部属，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一带。一九三四年一月向建宁推进。据樊崧甫所写的《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载，他是一九三四年三月初率部黎川。因此樊崧甫部下根本不可能抓捕到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此时根本不在南城、黎川、建宁一带活动。而且此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外出工作活动均带警卫班，那能这么容易而让樊部抓捕。当时已是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以毛泽东的智慧会单枪匹马乱闯？

    樊崧甫放了毛泽东，是被毛泽东投其所好，“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及“彼此各留一条后路”说动。这太小看樊崧甫了，他是陈诚看重的人，陈诚两次因事离开部队时，都交由他管理。在笫五次围剿中，樊崧甫是卖命力战，备受蒋介石亲函祝贺，赞曰“兄师作战勇敢，纪律严明”。 这样的一个人，会轻易放走毛泽东？

    由于向蒋介石隐瞒了毛泽东被捕之事，使樊崧甫有绝对自由处理之权。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莫忘了毛泽东不是被樊部秘密抓捕，并秘密带到樊崧甫面前的。万一走漏点风声，他能保得住自己的人头？樊崧甫不是白痴，他不会做这种赔本买卖。再者，蒋介石以重金悬赏买毛的人头，就算樊不为所动，他的部下也会如此？

    因此可以断言，“毛泽东曾二次被捕” 是一则胡编乱造之言，应予戳穿，以还历史真相。

    美术作品首现毛泽东被捕经历 陈米欧

     2007年10月2日于桂

    就是上面这张画，据井冈山“一号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同志介绍，它是美术界首次以美术创作的方式表现毛泽东被捕的那段经历，作者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吴长江，题材为铜版画。目前，该画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新建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于2007年10月27日开馆，为三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中最早开馆的一项工程建筑（其余两个“一号工程”在韶山、西柏坡）。

    国人都知道，关于领袖人物表现在美术创作上，一贯是“红、光、亮”的高大形象，不能有半点负面意味的形象出现（85美术思潮之后、受西方现代美术影响而诞生的地下油画作品不算，因为它们无法见诸主流媒体）。 因此，即使承认存在那段经历，而且，哪怕这段历史表现的是伟人机智脱险，画家也还是不敢“造次”。所以说，伟人题材要在美术创作上自由地表现，对美术家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如今情形已大不一样了。在北京名闻海内外的“798”艺术工厂里，不少画家将伟人重新“理解”之后创作了“惊世骇俗”的画作，而这些画作已受到外国藏家和投资机构的青睐。尽管如此，这些画似乎并没被有关机构部门禁绝，2006年年初，798艺术区还被列为北京已形成的6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体现了政府对艺术自由表达的某种理解和宽容。由此，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伟人曾经被捕的经历被搬上美术作品，似乎也不会令人意外了。所以，时间还是最强大，时代总是在进步。

    在网络上可以查阅到相关史料的文字，我随便搜了些，转录于此供读者参考，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上，记录的毛泽东对那段历史的回忆——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