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礼全向记者介绍当年水污染事件发生时的情形

    十年索赔，七年官司，让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农民，从一个“养鱼专业户”变成了“官司专业户”。

    旷日持久的铜梁水污染索赔案，在经历一审、重审、终审、再审后，依然没有完结的迹象。

    这一近乎无止境的官司，彻底改变了重庆铜梁渔民骆礼全的生活。在被改变的同时，骆礼全也影响着周围的世界———最近，40名同样遭受水污染之害的渔民状告铜梁县水务局、环保局、农业局、安居镇政府“为红蝶公司充当‘保护伞’”，57名当地居民状告铜梁县环保局、卫生局、农业局“做假报告、提供假证据”(尚未立案)。另外，还有最近媒体报道的5老太状告环保局一案。

    相关诉讼中责任的认定，自然有法院来进行。但当地维权群体的出现，同样有其值得关注的一面……

    接连的污染事件

    一件蓝白相间的秋衣外套一件灰白色夹克，略显凌乱的头发已经白了近一半，但憔悴的面容上丝毫看不出悲观的痕迹。今年59岁的骆礼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稍大，但思维和判断力却令人吃惊。

    4月9日下午，记者和骆礼全约好在铜梁县医院门口见面。在记者焦急等待时，一只粗糙的大手从背后轻拍在记者肩膀上———是罗礼全。其实，除了肩上挎着一个包，记者的装扮与周围人并无多大区别，但却被从未谋面的骆礼全很自信地认了出来。

    也许，骆礼全有这种判断力，和他与多家媒体记者有过交往不无关系。包括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以及重庆市的多家媒体，骆礼全都有过接触。“最近，还有上海和广州的记者找过我。”骆礼全说。

    骆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除了舆论广泛关注的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蝶公司)涉嫌超标排污和琼江污染案外，更是因为其个人在这一系列案件中的“坚持到底”。

    早在1996年、1997年，作为铜梁安居镇最大的养鱼户，骆养在涪江的5万多公斤鱼在两次污染事件中死亡，年产2000吨的网箱养鱼场被迫关闭。与骆礼全同时破产的渔民还有十几家，其他数十户渔民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寻找鱼死亡原因时，渔民们发现该镇的红蝶锶业公司向涪江排放污水，并认为其中含量超标的有毒物质是导致鱼群死亡的直接原因，遂向红蝶公司索要赔偿，最后进入司法程序，一场旷日持久的索赔案就此拉开序幕。

    其后，当地环保等部门也被当地农民诉称充当红蝶公司的“保护伞”。于是，状告红蝶公司、状告环保局、状告水务局、状告卫生局、状告农业局、状告安居镇政府……

    这一“战”就是10年。从1998年“向有关部门讨说法”开始，到2001年提起第一个诉讼，到2006年收到第四份判决书，骆礼全已经从一个“养鱼专业户”变成了“官司专业户”。

    骆礼全状告红蝶公司一案，经历了一审、重审、终审、再审等多次反复，铜梁县人民法院和重庆市一中院分别审理两次。如今，骆礼全已经将本案上诉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不管别人放不放弃，我都要坚持。”骆礼全说这话时，不停地用手敲着桌子。

    从富翁到穷光蛋

    如果是在10年前采访骆礼全，该是在他那艘36米长、6米宽的网箱养鱼的船上。“我那艘船又当养鱼船，又做水上餐厅，同时也是自家的住房，市领导都来参观过。”骆礼全“想当初”时满脸自豪，“当初，我带动了上百户网箱养鱼专业户，得到市领导的肯定。”

    骆礼全的自豪不是没有道理。早在1992年，骆礼全就尝试在琼江、涪江两江交汇处的铜梁安居镇搞网箱养鱼。第一家网箱养鱼成功后，不断有人向骆礼全取经，涪江上的网箱养鱼逐渐增多。到1995年，仅安居镇，网箱养鱼专业户已经达到116户。

    这个时候的骆礼全已经成为了当地渔民的致富带头人。安居镇的网箱养鱼也被列为重庆“菜篮子工程发展基地”和铜梁县“三高”农业发展项目。骆礼全还从铜梁县科委获得2万元的有偿资助。由他在安居镇最早开发的网箱养鱼成为当地人的一条致富门路。

    就在渔民们欣喜的同时，后来成为事件主角的红蝶公司，从千里之外的山东青岛搬到了铜梁安居镇。

    红蝶公司入驻安居镇不久，当地渔民们经历了一场恶梦。渔民提供的证据显示，1996年6月19日至7月5日，骆礼全渔场的1.5万多公斤鱼离奇死亡，而渔民们总计死亡的鱼达到18万多公斤，损失600多万元。

    “这些鱼是被含硫物质毒死的”。骆礼全和当地许多渔民都认为，是红蝶公司所排污水中有毒物质超标，才导致鱼中毒死亡。而红蝶公司予以了否认。渔民们和红蝶公司之间的纠纷由此开始。

    一年后的1997年9月，悲剧再次发生，渔场再次大量出现死鱼。渔民统计的损失为：死鱼252300公斤，损失490多万元。

    矛盾开始激化。

    倾家荡产的骆礼全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再没有过生产，就一心扑在官司上。”骆礼全称，从1997年渔场破产至今，他几乎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我们几十人找过很多部门讨说法。”骆礼全说，当初，渔民们很“齐心”，但是几年之后，很多人没有再坚持了，“太难了，一直没有得到我们满意的结果。”但是骆礼全坚持了，这一坚持便是10年。

    屡败屡战的渔民

    事实上，渔民们起诉的对象，并不仅仅是红蝶公司，还包括铜梁县环保局、水务局、农业局和安居镇政府等。渔民们认为，正是由于有关部门不作为，才使得真正的污染大户“逍遥法外”。

    铜梁县环保局局长张勇4月14日接受《时代信报》记者采访时证实，骆礼全等人就死鱼事件的诉状，是状告县环保局“不作为”；而水务、环保、农业等部门，也被渔民们起诉“为红蝶公司充当保护伞”。张勇表示，在整个污染事件的前后，环保、水务等部门都按照国家的规定，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根本不存在“不作为”或者是“作假”的情况。

    而红蝶公司一位姓郭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他们与骆礼全的确在打官司，并认为骆“还在纠缠，谎话说了一万遍就变成真话了”。

    尽管各执一词，但各方都承认，矛盾已经由来已久，只等法院最后的判决。

    其实，对于骆礼全来说，他已经收到4次判决书，维持终审的通知书一次。“已经判了5次，现在正在等待第6次审判。”

    骆礼全所说的5次判决分别是：2001年6月，铜梁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骆礼全诉讼请求；经骆上诉，重庆市一中院发回重审，2002年6月，铜梁县人民法院作出重申判决，骆仍败诉；继续上诉，2002年8月，重庆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骆败诉；骆申请再审，2003年1月，市一中院发文维持终审；骆上诉至重庆市高院，高院指定一中院再审，2006年5月，一中院再次判决骆败诉。之后，骆向重庆市高院提出申诉。

    事实上，在铜梁水污染案中，最先运用法律手段的人，并非是骆礼全。

    “在2000年的时候，杨秀金就提起了诉讼。”骆礼全说的杨秀金，同样是遭受损失的渔民。但杨的官司败诉后，并选择了放弃。而骆礼全和其兄弟骆礼华选择了坚持。 记者 祝楚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