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巨变

    在担任香港总督期间，我常常回到边界，向来宾展示边界栅栏另一边的情景，还要视察边防巡警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阻止企图私渡到香港的劳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深圳的村庄如今已经是活跃的经济特区。瓷器中的图画被粉碎了。现在，这里有摩天大楼、购物中心、迪斯科舞厅、商人、工人，当然还有交通堵塞。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去边境视察，在将近午夜的时候还能看到深圳繁忙的街头闪烁的车灯。

    对许多关注中国变化的人来说，上海的发展是衡量中国变化的准绳。20世纪80年代我常去上海，那时很难在单调的市容中认出战前那个浮华的国际都市。晚上过了八九点钟，路上的灯光就稀稀拉拉了，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但绝不离谱。在著名的外滩边，只有和平饭店和它上了年纪的爵士乐队使往事历历在目。很难想象，这些一流的音乐家、上了年纪的快步舞者、满是灰尘的旧地毯、雕花的威士忌酒杯在曾经的变革中是如何躲避的。今日，这座城市重获往昔的繁华。为了给BBC做节目，我们近期访问过上海。晚饭后，我们坐在霓虹灯下的外滩饭店的顶层观光台上，手里端着澳大利亚产的嘉本纳沙威浓红酒，眺望黄浦江对面那个叫浦东的地方。上海自信满满地挺进了新世纪。

    上海的繁华吸引着其他城市竞相仿效。步入21世纪，如果从中国某个城市的宾馆房间向外观望，你会看到类似上海或者我以前的家———香港的景象：满眼都是起重机。西安是通往西部地区的大门，在2001年对西安的一次官方访问中，我们先和陕西省副省长吃过饭，然后去西安古老的回民区走了走。我们沿着宽阔的古老城墙漫步，耳边传来阵阵舞曲，那声音来自下面的公园，于是我们下去看个究竟。在公园的一角里，树上点缀着彩灯，有一个很大的公共舞池，两三百个中国儿童正在跳集体舞。他们穿着色彩鲜艳、款式多样的衣服。现在离中山装和工作单调的时代并没有隔很远。邓小平说过，富裕起来是光荣的事情———跳集体舞总比挨饿要好得多。

    尽管未必像许多外国人和中国投资者想象的那样能获得丰厚回报，但中国确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至今形势不错。在20世纪最好的20年里，中国赤贫人口减少了2.2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马可·波罗行记》里旁注“不计其数的贸易”，中国的情况一直如此。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当代中国实践与时代形势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更大的飞跃。人们在为此赞叹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复苏

    加速了世界发展

    有一句中国谚语适用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1997年离开香港时正好大雨倾盆，我听到我最聪明的外交顾问对一群西方记者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当一个伟人离开的时候，天亦为之动容”。在我的质疑下，他承认这句话是自己编造的。他虽然固执己见，但是在当时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的感觉可以用一句真正的中国谚语表达：“既来之，则安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有利而无害。它降低了我们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10年来美国服装和鞋子的成本降低了30％）；它为我们的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它为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如此多的西方政客力求保留那些薪水低廉的工作，而不是利用资金对员工进行再培训以使他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我见过的政客中，他们自己没有人愿意从事低薪的工作。

    2005年初全球贸易配额制度取消后，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近来西方保护主义者对此提出抗议。同时，他们还埋怨人民币估值偏低给中国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取消配额会导致中国的服装出口增加；我们慎重地为这个结果做了准备，但取消保护的时机过晚且步伐过慢。我们没有向中国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的益处。关于货币问题，我们应该记得，在1997~19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保持货币稳定，对缓和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帮助邻国实现了经济复苏。我怀疑，人民币重估可能不会对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造成多大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复苏没有阻碍世界经济繁荣，而是加速了其发展。难道我们宁愿要一个固守贫穷和落后的中国吗？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通过遏制来催逼中国解决问题，而是要争取让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到全球经济管理中来。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并不合格）加入七国集团，这是对它受挫的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慰藉。俄罗斯在2006年甚至要做八国集团的主席。坦白地说，尽管俄罗斯资源丰富，但它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前景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即使我们力求维护八国富人俱乐部成员的民主性，也要想方设法让中国（或者还有印度、巴西和南非）更正式地参与经济讨论。

    中国的部分邻国忧心忡忡地将其崛起视为一种现实的威胁，或者往最好的方面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担心中国会像19世纪的德国一样，在亚洲大陆上过于强大。1980年中国经济约为日本经济的1/20，但是现在相当于其1/4，日本目睹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过程。日本紧张兮兮地盯着中国海军的发展，担心中国到日本认为自己也享有主权的海域开采石油。对俄罗斯来说，它在远东的领土丧失了人口和工业，但毗邻的中国却欣欣向荣。

    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在新世纪发挥巨大的影响。

　　围绕中国

    我和赫塞的故事

    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中国在18个世纪都保持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根据目前能测算出的数据）。21世纪它将保持强劲势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令人仰慕的：它独立自主，没有受到区域或世界的干涉；这种增长似乎没有止境；这显然对中国和世界是双赢的；我们不应该惧怕中国的发展，而应该希望它能够保持发展。2004年冬到2005年春在我写这本书期间，中国和美国似乎成了近期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股力量：中国制造和出售商品，而美国主要通过借贷（主要是从中国）购买别国（主要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国和沃尔玛的合作贸易，比和俄罗斯或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都多。中国生产了我们2/3的影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制造了我们一半的数码相机和2/5的个人电脑。

    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在10年之内，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1992年我就任港督时，中国的平均关税是41％；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平均关税降到6％，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低的。中国市场对它的邻国（中国许多工厂都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零部件）和其他国家都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赞誉声，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古板的经济学家也预言，中国经济将以每年7.5％的速度继续增长，大量吸收廉价劳动力，逐步使投资从低效的公共领域转到更具活力的私人领域。

    我任港督时，英国到中国的主要商业代表团是由贸易工业部大臣或贸易委员会主席（丘吉尔式头衔的全称）迈克尔·赫塞尔廷率领的。我非常喜欢“赫塞”（小报上这么叫他）。他总是发挥显著的作用，并能把事情干成。他很适合出席大场面，而且作的决定往往是对的。他有一股闯劲，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粗野的习气，这让他成为政治铁腕人物。他出风头的技巧让人惊讶，但他会让大家明白那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可以不必大惊小怪。此外，他对园艺颇有研究，特别是了解树的知识，而且他还是一个鸟类研究爱好者，就像肯尼思·克拉克一样热衷于此。

    1990年他接替我第二次担任环境大臣。我认为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但迈克尔·赫塞尔廷把部里的一切事务都管理得很好，并且不用带任何文件回家处理。他把握住重大事件，并且轻而易举地分派任务。

    我们意见唯一不同的是关于香港和中国内地问题。不同的观点并没有引发舌战，他开诚布公、光明正大地坚持己见。他认为我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不利于英国在中国内地的商业发展。

    迈克尔·赫塞尔廷1996年第二次率贸易团到访中国的时候，宣称回国时将途经香港，因此他和妻子要跟我的家庭一起共度周末。因为经历了一场激动人心的中国行，他到香港时显得容光焕发。我们徜徉在新界，一路上都在识别奇异的树木，看各种各样的鸟，购买古玩，我担心他随时会抨击我一番。一切都很平静，直到星期天晚上。那天用过晚饭，他对我说：“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吗？”“当然。”我欣然应允，并于第二天早饭后按时和他见了面。“我们到外面去谈吧。”他说，然后把我带到外面的阳台上，那里有我颇为自豪地收集到的一些古树盆景。“喂，”他说，“我不是对你个人有意见，但是作为朋友我必须告诉你。”我诚惶诚恐地等着下文。他指着盆景说：“你没有修剪好这些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