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香港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是影视编剧，曾凭借《红玫瑰白玫瑰》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也曾是电视台主持人和专栏作家。但让他名声显赫的却是在舞台剧方面的成就：香港前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的创办成员之一，至今编导了超过40出作品。他让刘若英演活了张爱玲的《半生缘》，让吴彦祖成功诠释了《快乐王子》……如今的“非常林奕华”也已成了红遍两岸三地的艺术团体。昨天，被喻为华语剧坛鬼才的林奕华走进了由本报和新华网主办的《对话名家》栏目。
很多人都是包法利夫人
《时代信报》：林导第一次到重庆，带来的是实验话剧《包法利夫人们》。这部戏从香港首演到现在已经有50多场，在大陆的巡演也已做到了第三轮，每一场都很火爆，它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林奕华：我不敢说这是成功。《包法利夫人》这本书我想很多人都念过，但当我决定把它搬上舞台时，还没有真正看到这本书。我只是隐约感到这样一个人物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很多的对照。
例如，女主角艾玛本是一个乡下女孩，她结婚以后希望自己居住的地方可以越来越接近巴黎，因为巴黎对他们来讲就是上流社会，就是潮流，就跟我们今天说的，如果能去巴黎过一个情人节这种幻想是一样的。
于是，我把它搬上舞台后，多加了一个“们”字，因为在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是包法利夫人。剧中，我们用了很多名人作为这部戏的主题和符号，还有他们对时尚、对爱情的憧憬、追求。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讲故事的剧。但艾玛的这种欲望压力，对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说，应该说很能切身感受到，特别是女人。我想这或许是大家喜欢这部戏的原因吧。
《时代信报》：这次演出前，林导还有一个关于这部戏的讲座在重庆师范大学。这方面，内地的先锋戏剧做得好像比较少。很多人认为，现在的观众都那么聪明了，还需要引导吗？
林奕华：这就像你要送人礼物，其实，你还可以告诉他这个礼物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可以怎么去用它。因为这个戏不是传统地讲故事，我觉得如果能够先给观众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他们来看这个戏的时候，可能会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戏剧，不只是要观众得到一种文化的消费活动，还应该希望他们可以吸收到很多。有点像吃东西，你先要把肠胃整顿好，然后你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好好地消化。戏剧本身和戏剧消化过程一样重要，因为你必须要经过消化之后，你才知道你得到哪些是感官上的愉悦，哪些是心灵上的启迪。
戏剧让我有自由的感觉
《时代信报》：林导最初接触文艺界的时候是做的电视编剧，而且第一份工作就签约了无线。在香港娱乐业如此发达的地方，影视发展肯定会比戏剧方面好。为什么会进入比较艰苦的戏剧界？
林奕华：做电视编剧时，我还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编剧，就觉得把话写出来就可以了。后来，王晶把我签到了无线电视，月薪是4000块港币。换成现在，我的月薪是40000块港币。
当时，我认为我的人生已经非常好了，完全没去想，这到底是不是我最喜欢的，它会不会带给我成长上的帮助。但我做了一个连续剧之后就没有再往下做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只是拿了高薪水然后去做最低层次的工作，没有任何创作性可言。反而是戏剧让我有了自由的感觉。
《时代信报》：所以组成了“进念·二十四面体”？
林奕华：当时的香港是没有实验话剧的，所谓的实验话剧就是有一个经典放在那儿，然后大家拿它来演出。所以，我们就创办了一个很好玩的团体“进念·二十四面体”。团里有13个人，其实，没几个是有戏剧经验的。“进念”的感觉有些像公社，并没有说哪一个人一定就是导演，我们只是互相去配合，没有一个案子的时候，就各自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时代信报》：“进念”那个时候，香港话剧界的境况怎样？
林奕华：我们刚成立时，香港艺术中心成立没有多久。这个中心算是一个公益团体，每年都会有一定的基金赞助不同的演出团体。
他们的总经理看到我们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在搞七搞八的，就说你们这样不行，不能偶尔演一出，给你一个月大概有一个档期在我们艺术中心演出，虽然是很小的机会，但是起码是可以曝光的机会。我们1982年成立了之后，就在当时没有实验剧的这个环境中带起了一种热潮。
除了香港艺术中心，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曾经叫作时政局的政府部门寻求帮助，行政费用则可以通过演艺发展局申请，虽然经费很少，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那些困难就像是长征一样
《时代信报》：这两个艺术资助机构，会考虑到商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林奕华：因为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他们不会用我们现在说的商业市场去考量。他们有一定的津贴，希望自己对艺术作品的投放能够通过大众得到回馈。所以这些机构一定不会赚到钱，都本着对艺术家的信任跟支持在做事。
而之前的努力，实际上都是在培育了观众对话剧的爱好。我知道其实在台湾、在大陆的艺术人才都没有像香港那样幸福。
《时代信报》：我知道，后来你失去了香港艺术中心的资助，那段时间是怎样度过的？
林奕华：现在想来，那些困难就好像是长征一样，还蛮好玩的。觉得这个世界跟我们为敌，所以我们一定更团结。我们一定要跟那些大机构和权威的机关作斗争，证明其实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还是可以挺得过去，我们还是可以往前走。
然后，我们把自己家里的存款都拿出来，自己去租了一个剧场，开始经营。但因为剧场不可能每天演戏都有人来看，所以我们把剧场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厅。每天下午我们要做午餐，然后就卖午餐，没有人用的时候尽量把它租出去。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会办健康舞班，之后就是一些艺术电影的放映。我当时就是在那边打工，所以基本上从安排节目、接待这些客人，到清洁、扫地这些我们都要做，这个状态维持了5年。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和黄耀明做了《石头记》，让大家觉得，原来实验剧也能赚钱。
再有名也是游牧民族
《时代信报》：现在的“非常林弈华”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品牌了，每一部戏都会引发争议。和之前的困难相比，目前，香港的戏剧状况应该好很多吧？
林奕华：其实，在香港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可以说是艺术界的游牧民族。想要在香港某个剧场做定点演出，还是很难。在运营上，基本上没有多少规划。
《时代信报》：现在话剧市场开始复苏，也出现了专门的话剧制作人。从事话剧事业30年，你有没有想过转行？
林奕华：我以前自己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但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我还是喜欢表达。目前，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创作上的。
《时代信报》：你的剧一直吸引了很多明星的参与：张艾嘉、陈绮贞、刘若英……为什么请他们来演？
林奕华：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大家一拍即合的，他们基本上是要自己带钱来做的。像吴彦祖，如果他每一次出去他要做一个造型、要有交通费的话，我们是完全不能负担的。但是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他可以负担多少，不会让我们压力这么大。
《时代信报》：你觉得明星的参与对你的戏剧有推动作用吗？明星的参与，会不会让观众将注重点偏移了话剧本身？
林奕华：当然会有推动。一定会有人有所偏离，但也一定不会是全部。明星出场的时候他就看，明星退场的时候他就打磕睡，这种人肯定会是有的。但是，也有些人他是因为明星进剧场的，然后发现，话剧居然可以是他的心灵治疗师。
在经典中找个人的视角
《时代信报》：在创办“非常林奕华”后，你做了很多经典剧，比如《水浒传》，比如《西游记》，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很多人觉得这是在亵渎经典，难道不担心人家说你是用经典在找噱头？
林奕华：这种争议很正常。所以我觉得戏剧评论还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的诚意跟它到底是不是恶搞，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还是需要评论和时间来判断的。并不是说，当时马上给它一个肯定或是否定。这些声音能够引起争议的话，艺术就会被保留下来，反而可以升华我们对这本小说的再阅读。只有这样，400年前写的东西才会继续有生命力，可以一直的发挥下去。
我们做经典，并不是说用一个新的版本去淹没那个旧的版本。我们只是在经典中找个人的视角。
最重要是有批判能力
《时代信报》：你以前的作品被很多人认为是先锋的，是小众的，但是随着商业的进入，很多人认为你在媚俗，反而淡化了艺术本身的东西，你对这样的评价怎么看？
林奕华：我觉得先锋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有批判能力。不会人云亦云，它应该蛮有个性的。不管它是笑着一张脸，还是臭着一张脸，在背后都有它自己的思想在支持。所以，我觉得先锋不见得一定要非常的高深、难懂。如果它能够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大家都觉得享受的过程去讲自己对事情的独立看法，那我觉得也是很好，也是我在追求的一个手法。
林奕华（左）与记者对话
记者 王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