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最近人们议论，干部越小，架子越大。我有同感。我接触过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接触过基层干部，包括村委会主任，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我觉得，干部越小，架子越大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而且自古以来就如此。所以老百姓才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意思就是官越小越难打交道。

    摆架子是一种心理需求，就是内心里渴望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地位、财富、学问或美貌的承认，希望别人高看自己。当别人没有表现出诚恐诚惶的时候，他们就会表演，模仿戏台上的达官贵人，以便吸引人的注意。据现代心理学家说，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是人类五大需求之一，问题是凡事要有分寸，表演过分了，效果就适得其反，暴露出自己意识里面见不得人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小干部摆大架子？直接的原因是不自信。因为级别低，怕人家瞧不起，所以要端个架子，有时候还要发一下威，让人知道他的分量，比如县纪委的领导发现农民给自己照相就要罚人家的款一样。古人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意思是说只有帝王才有权赐人以福，也只有帝王才有权惩罚别人。但在后来，只要手里有点权的，都可以作威作福，其余绪绵延至今。

    小干部摆大架子还因为他们见的世面少，一旦做了领导，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如何显摆了。我还发现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就是老革命一般比较谦虚，而小革命往往架子烘烘的让人讨厌。那些老革命，出生入死，见多识广，一般来说不大愿意摆架子，也没有必要摆架子。而有些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人，机缘巧合，被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如同古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政治暴发户，他们就容易犯晕，总觉得不摆一下架子，不耍一把威风，好像对不起这个位置似的。我曾接触过这类人，采取的对策是“敬鬼神而远之”，远远地观察他们，好像看猴戏一样。

    摆架子还有地域的差别。北京这样的地方，摆架子就不怎么吃得开，年轻人不买他们的账，会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因为北京大干部多，不新鲜。有个笑话说，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随便飞起一脚就会踹倒几个处级干部。不是北京的干部觉悟都那么高，而是没有这个氛围。有的人在北京的时候不显山不显水的，如果被派往地方，派往国外，负责一个机构，或者代表国家，一样是八面威风，一样是作威作福，整个儿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连模样都会变。

    干部摆架子当然不仅仅是心理需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糟糕的部分，那就是官文化。我们没有经历过确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的启蒙阶段，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缺少一点平等意识，只有儒学，而儒学不讲平等，只讲仁政。儒学通过强调礼制来维护等级分化现实和等级观念。所谓仁政是要求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包括帝王要爱护百姓，就像父母爱护儿女，牧人爱护牛羊一样。历史上官员被称作父母官，治理一方被称作牧民。相应地，老百姓则自称子民、蚁民、草民。

    儒学企图在维护等级社会的前提下用仁政来约束统治者的行动，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平衡。然而，仁仅仅是对掌权者的道德要求，而没有制度的约束，道德要求往往不能奏效。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按照孟老夫子的要求对百姓仁的好官、好皇帝并不居多数，而作威作福的却代不乏人。明摆着的，老百姓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不是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老百姓手里，他们没有施行仁政的紧迫感。中国历史上，凡是呼吁仁政最热闹的时候，往往是老百姓的日子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社会于是发生周期性的大震荡，如同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一样。深层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道德的二元分化，口头上一套，事实上是另一套。由于这种分化，平衡往往是短暂的，只是在一个朝代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今天，如果仅凭历史留下来的一些政治学记载就判断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上当了。可惜，现在许多所谓国学家还都在梦中，又是出书，又是上电视，在那里误导人民群众。

    我们说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因为干部摆架子还有市场。众多的人在架子烘烘的领导面前甘言卑辞，胁肩而立，创造了摆架子的良好环境。我曾经到地方上转悠过，我发现，如果一个领导太没有架子，举止言谈太平民化，会被人瞧不起，别人会觉得这个人不像个领导，甚至可能会怀疑这个人是否这个级别的干部，是不是骗子。所以说，仅仅指责干部摆架子是欠公允的，我们有必要检查一下自己：你在有架子的领导面前是何种表情？你自己做了领导后会是何种表现？

    为了消灭摆架子的现象，必须解放思想，创新制度，将干部的命运放到老百姓的手中。在此之前，我建议大家行动起来，消除他们摆架子的氛围，拆除他们表演的舞台。具体办法是，或者像我一样，冷眼旁观，看猴戏一般；或者像年轻人一样，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以为你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