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命题：内资外资孰轻孰重？

    记者 颜安/文 黄洋/图

    6月19日至20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电视辩论赛初赛在三峡博物馆举行。两天时间内，渝中、永川、万州、黔江等8个区县代表队以及市公安局、市外经贸委、市发改委、市教委等8个市直机关代表队纷纷登场，就重庆开放发展的种种问题进行了针尖对麦芒的辩论。

    在那些幽默的语言、灵动的智慧和一针见血的评论之外，辩论赛能启迪我们什么样的心智和深入思考？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节点上，重庆需要如何理性选择发展道路，才能肩负起西部唯一直辖市、城乡统筹试验区的历史使命？

    特殊的辩论赛

    组织者是“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领导小组，承办者是市委宣传部、团市委以及重庆广电集团，参与者是来自全市各机关及区县的公务员……种种因素，注定了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赛。

    今年3月，重庆开始了“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按照计划，这一活动将贯穿全年。

    辩论赛即是大讨论的一项重点活动。主办方称，举办该辩论赛，目的是为了以大辩论推动大讨论，使大讨论更加生动活泼、更加引人入胜，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提供思想舆论基础。

    辩论赛的与众不同，更体现于其题目的拟定与选择上。“重庆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是政策资金还是思想思路”、“重庆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还是科技创新”、“三十年后，重庆与京津沪比肩而行可能性大还是可能性小”……从初赛到决赛的辩题无不紧密围绕着重庆在广阔发展前景、千载难逢机遇面前的道路选择。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市委副书记张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等领导亦亲自出题，意在让辩题更能体现重庆发展思路以及“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主旨。

    这样一来，辩论赛就肩负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它的目的既非“辩”又非“论”，而在于通过广泛的参与，让解放思想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内外资之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资本、人力、生产资料等要素都必然实现自由流动，这反而给了扩大开放的重庆一个两难选择：是放眼全球，以引进外资为主，还是立足内陆，以聚合内资为主？

    6月20日上午9点开始的辩论赛，市公安局代表队和市国资委代表队正是在这个辩题上锱铢必较，寸土必争。

    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将传统产业转移至东部沿海地区，造就了其飞速发展。20年后，重化工业和服务业又开始寻求新的转移，经济的发展使全球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资本在寻找新出路，这给了重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另一方面，重庆尽管在直辖11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外资所起的作用却相当有限。10年来，重庆的外资引进总额不及上海1年的分量，贸易额不到广东的1％。目前，重庆的外贸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5，2007年外资引进数额甚至赶不上东部沿海的某些县。方方面面的事实，似乎都将制约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头指向开放度不够。

    可是，要吃上外资这块蛋糕，还得下苦工夫才行。

    首先，重庆就面临着东部沿海的竞争，并且在竞争中，重庆没有多大优势。

    其次，外资的进入对软硬件条件要求比较高。比如说，茂德的引进，几乎集合了全市的力量，但截至目前，茂德方面只投入了1亿美元，而市政府已投入了2亿美元的资金和厂房，并且重庆银行还承诺了3亿美元的贷款。

    此外，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质，导致其容易大进大出，也不太利于国家经济安全。

　　从内资走向外资

    “如何理顺内外资引进的关系，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西南大学社会与文化发展学院院长秦启文教授说。

    他表示，对于任何城市的发展而言，内外资是缺一不可的。但就重庆意欲打造内陆开放型城市的现实来看，内资利用应当高度重视。

    在秦启文看来，重庆有8.24万平方公里的自然资源禀赋，3100万的庞大人力资源，只要能够将这些资源加以合理利用，大发展就指日可待。而如果盲目“放眼世界”，反而成了舍近求远的无源之水。

    秦的观点是，在吸纳内资的基础上，重庆应多考虑引进外资。“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为我们参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

    不仅如此，2001年的“入世”，更加速推动了市场保护主义壁垒的打破，有利于参加全球性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参与全球化，可以借力发力，进一步增强实力，如果重庆不去努力分一杯羹的话，就会坐失良机。”

    内陆开放型城市的关键是开放，而这恰恰是重庆的致命伤。2007年，深圳外贸出口总额达到2875亿元，是重庆的41倍。这个数据，让“块头”比深圳大上240倍的重庆感到汗颜。

    是什么让这个30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成长为今天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恰恰是开放的心态，怀着‘你发财我发展’的观念，深圳人既不抱残守缺，也不固步自封。”

    模式不可照搬，但经验却可以学习。秦认为，重庆要承担起“314”总体部署的目标和任务，必须参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向外地和外国引入智力、物资及货币资本，适时向国内外输出自己的资本资源，更深入地整合利用外资，把国内外更多的资金技术引入重庆，从以内资为主快速发展到利用外资为主，以此加快重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

    城镇与新农村之辩

    有这样一种说法，重庆之所以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部分原因是重庆的现状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大城市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差距日益拉大，而城乡统筹便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重庆的统筹城乡试验，应将重心放在城镇化建设还是新农村建设上？

    这正是此次辩论赛上的一个“命题作文”。“实际上，二者要同时进行，但城乡统筹的重头戏应该是城镇化。”重庆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张邦辉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他简单梳理了一下新农村建设的历程：早在50年代，国家就已经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其后，1984年的1号文件和1991年的21号文件都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这本身就说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重任。”

    正因为过程漫长，因而新农村建设似乎并不适宜在紧迫的城乡统筹形势下扛大旗。

    反过来看城镇化建设。直辖10年来，重庆的城镇化率提高了17％，而城乡收入差距却从1.8扩大到4.1，有人据此认定城镇化率的提高反而使二元结构更加对立。

    这在张邦辉看来有些武断。他说，城乡收入差距变大是全国范围的事情，可能和市场过于注重效率、政府调节力度不够等因素有关，而决不能将矛头直指城镇化率的提高。

    他说，在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上海、北京、苏州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其城镇化率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也相对较低。“比如说，上海的城镇化率是88.4％，而其城乡收入差距为2.24∶1，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提高城镇化率之外，上海还通过将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纳入城镇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之中，以及在农村增加绿化养护、治安巡逻、环境保洁等岗位，使大量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二、三产业，成为了“拿工资”的农民，从而使城乡差距大大缩小。

    对此，张邦辉评价道：“尽管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但二、三产业却好比加速器，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火车头，因而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通过产业的介入，增加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典型现状，而改变这一面貌的根本途经是城乡统筹，因为城乡统筹的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很明显，在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的情况下，提高城镇化率是重庆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