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做了一则《可爱的恩格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3292d0100aky2.html）后，就想到还当做这样一则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实在要算是对导师不恭的文字。这绝不是为了求得简单的“平衡”，而是因为恩格斯的“这一点”在我同样印象很深，如果不做出来，仿佛也会心有不安。我想，倘若恩格斯天堂有知，也一定会认可我这样做的。此外，尽管我又做了下面这样一则稿子，绝不会影响恩格斯在我内心的可爱和可敬，不会降低其在我内心的高大。这一点，必须申明。

    2　顾准在谈到“直接民主”这个话题时对恩格斯是有意见的。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写下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该“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开了斯巴达；而且，还不惜（其实，就‘客观主义’的历史而论，是歪曲）把分明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译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腊语的王）说成是‘军事民主’。”（《顾准文集》第25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顾准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为法国人设计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战后‘雅典同盟’为其原型。他早期著作中热诚的民主主义倾向，对于这位精研了希腊文献的哲学博士来说，启示无疑得自雅典民主。《共产党宣言》所树立的共产主义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雅典气味就更浓了。”（同上，第257～258页）在顾准看来，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继承他的遗志，利用他的笔记”（同上，第257页），但在这篇著作中不仅没能体现，还有所歪曲。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是恩格斯晚年的一篇重要著作，但顾准所指出的这些是否很重要，自己一时说不好。如果就对后世的负面影响，我总觉得下面所说的，很可能要重要得多。

    3　1889年12月18日，此时，马克思已经去世6年多了，而恩格斯自己也已接近古稀之年。他在致格·特利尔的信中，先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大门”，而“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如果把话只说到这里，至少在我还看不出来在当时这样说有多大的错。但紧接着说的，似乎就难以端到桌面上来了：“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下册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文再引此选集文字，只注卷序和页码）你看，二十世纪的有些国家，不论是在打天下还是在坐天下，是不是正是按照这种“学说”去做的？当然，我不能设想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都认真读过此信，但有些做法可以“无师自通”的。

    恩格斯在这同一封信中还说：“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看起来是最温和的。”（第四卷下册第470页）这就是后来受到顾准所批判的那种为了实现一个“终极目标”可以不顾使用任何手段的斯大林那种法西斯的思维。真不知斯大林是否在精通了恩格斯这段话后才犯下那些罪孽。而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一再提倡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即是好猫”，与恩格斯所言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时至今日，这种“理论”的负面影响已严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有声无声地在向社会控诉。需要提及的是，据多年前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所言，“白猫黑猫论”并非改革开放时“总设计师”的发明，而是当年打仗时刘伯承对下级指挥员和战士的教导。我想，战争，是不顾一切的，因此，唯独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提倡“白猫黑猫论”，那“理由”才能成立，也才不至于为人所诟病。

    4　类似上面这类意思，恩格斯的文字中还有不少。

    比如，1879年11月24日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事实上反对“党谴责任何战争”，因为他认为，那样，就等于“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在进行的战争”，并且不赞成“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恩格斯看来：“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阶级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第四卷下册第420页）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同一封信的结尾处不知能否算给了答案：“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同上，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