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又名用威，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

    １９１１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

    １９１４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

    １９１５年夏回国策动讨袁军事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

    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８年，曾入川到万县、成都、重庆等地活动。

    １９２０年７月，与陈潭秋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次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负责筹建湖北省国民党组织，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１９３２年回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代表主席等职。

    １９３４年秋参加长征。次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代主席。

    １９３７年底至１９３８年秋，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民运部部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以中共代表和《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的身份到重庆，参与了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并指导《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的工作。

    １９３９年１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他任委员、常委，后又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南方局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协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领导国统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并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主要做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政策，出席他们举办的各种团结抗日的集会，支持他们发表的抗战言论，逐渐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吸引到中共的旗帜下。还积极做国民党开明派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对国民党中主张团结抗日的冯玉祥、张冶中、邵力子、于右任等人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与他们结下友谊；对刘文辉、邓锡侯、龙云、卢汉等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或亲自交谈，或派干部联系。作为历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在参政会上宣传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张，揭露汪精卫等亲日派的投敌卖国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活动。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底举行的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为了督促蒋介石继续抗日，他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联名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与其他中共参政员联合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史良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国民外交案》、《严惩汉奸傀儡案》等一系列抗战提案。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军队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继周恩来在《新华日报》题词之后，写下了“江南一叶是奇冤”的诗句，控诉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的罪行。他还约见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中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下，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了军剿共，表示国共关系问题仍用政治方式解决。

    １９４１年秋，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长。

    １９４３年６月，周恩来回延安整风，他留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同年９月，他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摆事实，讲道理，逐条驳斥了何应钦军事报告中对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赢得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开明人士的支持。

    １９４４年，在其６０岁生日时，中共中央赞扬他“代表着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

    １９４５年４月，他作为中共和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１１月回到重庆，１２月出任中共代表团代表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其间，协助周恩来促成《停战协定》签订并促使政协会议成功。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地下党组织恢复活动，发展力量，推进和平民主运动。

    １９４６年５月，率中共代表团离重庆前往南京，并担任中共代表协和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１９４７年３月回延安，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政治局常委。

    １９７５年４月在北京逝世。